不思進取，則瞿塘雖險，畢竟岑彭、劉光義、湯和曾入其門戶，劍閣雖險，畢竟鍾會、鄧艾、邢巒、尉遲迥、郭崇韜、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險要，至於李勢、焦縱據蜀，東不過墊江，故桓溫、劉敬宣、朱齡石攻蜀時，入川之路暢行無阻。顧祖禹對此總結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其次，在四川的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的矛盾。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作為一種外來勢力，與四川本土勢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內部的力量。

歷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長起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跟古代四川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漢書》地理志載，四川“民食稻魚，亡（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Ying佚，柔弱褊隘。未能篤通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隋書》地理志也記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閒，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漢書》和《隋書》地理志的記載至少可以代表東漢和唐朝時期對四川民風的一種總結性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似可一窺蜀人不樂仕、不熱心政治的性格。

當然，蜀人不樂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關。宋人郭允蹈曾論及對蜀人的這種排抑政策：“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歷四代，鹹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焦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也。”除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中原王朝尚能獎掖蜀人外（如西晉滅蜀之後為招徠吳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東南政權為確保上游之勢，對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輕於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歷代據蜀者中，除割據時間很短的焦縱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據蜀者均系外地人。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據蜀者並非蜀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個與四川本地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歷史上，每逢動盪之際，四川周圍即產生大量流民，湧入在當時相對比較安定的四川，尋找生存機會。流民數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帥，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置身於異地他鄉，內部也比較團結。這些流民往往就成為據蜀者的一項可以利用的資源。大量流民的湧入，又不可避免地會與四川本地人產生矛盾，如何處理這種矛盾遂成為擺在歷代據蜀者面前的一個突出問題。

最早據蜀者為公孫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權。公孫述本是關中扶風茂陵人，其主要追隨者有延岑、田戎、呂鮪、荊邯等。延岑本是南陽人，最初起兵漢中，又擁兵關西，先附南郡秦豐，後歸公孫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豐，後歸公孫述；呂鮪本是眾多的“關中豪傑”中的一位，像他這樣的“關中豪傑”，“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公孫）述。”公孫述的重要謀士荊邯本是扶鳳平陵人。川外士庶則是成家政權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載荊邯建議公孫述出兵後，公孫述“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可知“山東客兵”為其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主客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公孫述的戰略決策。公孫述本欲從荊邯之議，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但“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公孫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爭天下，雖有謀士規諫良策，卻不能付諸實施，這種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當是其原因的一個方面。

東漢末，四川為劉焉、劉璋父子所據。劉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黃巾起義後的紛亂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劉焉入川時，適值南陽、三輔流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東州兵遂成為他在益州統治的基礎。劉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託）以他事，殺（益州）州中豪強十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