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之勢。四川既為東南上游屏障，又為甘陝前線的後盾。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了南宋與蒙古對峙的時期。蒙古窩闊臺汗時期對四川的大舉進攻曾使兩川殘破，南宋實賴名將餘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動搖。到了蒙哥汗時期，蒙哥意識到欲破南宋江防體系，必須從上游著手，遂親自統兵攻四川，甚至不惜親臨合州釣魚城下，指揮攻城，結果中炮石重傷身亡。蒙古軍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繼續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為一個單獨的割據政權所控制，東南的壓力相對還要輕一些。但是，作為長江上游的四川與作為黃河上游的關中靠得如此緊密，而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中間又隔三峽險要，聯絡脆弱，以至四川地區出現的任何機會都很難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時，北魏邢巒攻取梁州後，上表請略益州，說：“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週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即是看到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在四川的不利形勢。

因此，儘管四川居長江上游，對於東南意義重大，但在南北雙方對四川的爭奪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開始。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

卷五　千軍萬馬避白袍　第60章　天府之戰（三）

在分處中國四角的幾個區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閉，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治亂交替之際，四川總會產生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四川為公孫述建立的成家政權所割據；東漢末年，四川先是為劉焉、劉璋父子所割據，後又為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所割據；西晉末，四川又為李雄建立的成漢政權所割據；東晉末年，四川又為焦縱所割據；五代時，四川先是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權所割據，後又為孟知祥建立的後蜀政權所割據。即便今時今日，它也為冷家所佔據。

沒有一個分裂動盪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不產生獨立的割據政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麼多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與一種跟險峻的四川盆地很難說沒有關係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態”有關。歷代據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於偏安割據，不思進取。

在政治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在德不在險”　。廣義地講，德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積極進取，險可代表其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在德不在險”意味著：惟有政治上的積極進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興盛強大。四川天府之國，山川險固，物產豐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這本是據蜀者可以憑恃的有利條件，但歷代據蜀者幾乎一無例外地未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

公孫述據蜀，惑於圖讖，帝制自為，卻“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擺皇帝派頭，“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他的同鄉馬援奉隴西魄囂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況，以決定歸漢還是歸蜀，公孫述也是大擺禮儀。馬援當時即對其隨行者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於是歸報魄囂說：“子陽（公孫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議魄囂歸附劉秀。史載公孫述“又立其兩子為王。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惟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本來公孫述初起事時，“遠方士庶歸之者甚眾”川外那些失敗的豪傑也紛紛投奔公孫述，但公孫述的這種作派搞得他外則被群雄所孤立，內則為士庶所離心，所以劉秀在削平東方群雄之後，舉兵臨蜀，蜀便不能倖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劉備本以匡扶漢室為號召，與漢室的關係是他的政治資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謀稱漢中王，臣下相諫，不惜尋隙殺之，割據之心，隱然可見。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興復漢室為號召，力圖擺脫偏霸局面；諸葛亮死後，姜維繼承諸葛亮的遺志，北伐中原，但以劉禪之昏庸，姜維最後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禍。

公孫述和劉備在歷代據蜀者中還算是較有作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說其他人了。據蜀者若安於割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