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鐘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鐘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歷“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裡，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絡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面對長江，不得不感嘆：“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嘆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兩次親征，都只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裡，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矣。”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麼，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

故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裡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裡江，如此則中原可復。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系。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游。前人曾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但眼下，青龍教既無江淮，又無江漢。反而云錚早已看出問題的關鍵，寧可不要雲逸十萬大軍回援虎牢關，也要他立刻南下，奪取江淮。

偽朝現在的淮河防線是什麼樣子呢，大魏在淮河一線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春（今壽縣）和鍾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春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鍾離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春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春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游而來之敵，必經壽春。顧祖禹稱壽春“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遮蔽。”另外，壽春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於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後，東徙淮南，一度以壽春為都。西漢時，壽春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餘，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