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程士廉撰）、《汾祠記》（少芸生填詞），合為一冊。但是，我從這五冊抄本的鈐印、題記內容看，邵銳當年抄錄這些珍本時是用散裝紙，抄完後又加合訂為一冊。例如，與《北紅拂記》同在一冊內的《帝妃春遊》有題記雲：“蒼龍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銳迻錄於京之菰香館”，下鈐方形陽文“邵銳抄錄之記”。又如，在《挑燈》（全名應是“小青娘挑燈閒看牡丹亭”）末頁題記：“龍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銳茗生據倘湖小築本迻寫”。《嬌紅記》一冊末則記“辛巳邵銳迻寫”，下鈐方形陰文印“邵銳字茗生”。庚辰為1940年，辛巳為1941年，而《北紅拂記》記為“癸未”，則是1943年。1941年所抄《嬌紅記》恰為一冊，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遊》、《汾祠記》篇幅較少，故與1943年所抄《北紅拂記》合為一冊，顯然是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採取“配裝”，絕不是按抄錄年份裝訂。由此可見，邵銳在抄錄這些戲曲珍本時非常用心、細心，而諸多題記也為我們後人考察抄本的抄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那麼，邵銳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據我目前已經查到的資料看。邵銳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齋號“澹寧書屋”、“菰香館”。青年時就讀北京通才商業學校，並從這裡畢業。曾任黑龍江省財政廳秘書，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為考古學社社員。著有《宣爐匯釋》、《衲詞楹聯》。從其所抄戲曲珍本情形看，邵銳本人對戲曲亦當非常熟悉和熱愛，或為近代戲曲專家。

為伊消得人憔悴（4）

在邵銳手抄的五冊戲曲珍本上我還看到鈐有“邵章長壽”、“伯褧”、“伯褧七十已後作”三方印記。經查核，邵章乃邵銳之父，字伯炯、伯綱，一字伯褧，號倬盒、倬庵，又署崇伯、舊史館。光緒二十九年進士。留日，畢業於法政大學，善書法。著有《倬褧遺稿》、《雲蹤琴趣》（詞集）、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等。邵家在杭州亦屬詩書名門，與著名學者邵懿辰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傳，絕非“尋常百姓家”。

在此還特別需要補充兩點：一是《北紅拂記》究竟是十出還是十一出？二是《北紅拂記》戲文的具體內容問題。第一個問題，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齣無標目外，第二齣標目“朝回”，第三齣標目“謁見”，第四齣標目“私奔”，五至六出無標目，第七齣標目“觀棋”，第八齣標目“贈家”，第九齣標目“採藥”，第十齣標目“傳書”，第十一出標目“瀝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識”說僅得“十出”，其友人毛際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說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考記清初刊本“凡十折”。據此似乎可斷定曹寅當日撰《北紅拂記》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應為一出，缺標目，抄者未經核對誤為“十一出”。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即曹寅當日確只撰十出，但後來興猶未盡加寫一出於後，實為今日所見抄本之面貌。我的認識較傾向前一種判斷——應為十出。造成這種錯亂現象究竟是車氏遺稿本就存在還是邵銳過錄時不慎而造成的呢，因無證據不敢遽定。倘若吳縣潘氏所藏車氏遺集稿本仍在人間且公之於世，他日定當勘對原藏，以大白於天下。

至於《北紅拂記》戲文具體內容，尚需研讀、標點、待整理定稿後全文公佈出來，以待賞評。且本文已經較長，無法容納戲文，祈請讀者諒之宥之。

五、抄本《北紅拂記》的文獻價值及其他

曹寅是清初文壇上一位奇特的天才人物。他獨特的家世、地位，以及他的天才和創造，使他有機緣同當時的一流學者文人相識相知，詩酒往來，交誼甚深。而他博聞強記的頭腦和海納百川的胸次，又使他的學問得到拓展和昇華，成為當時文壇上一位令人矚目的人物。然而，也正是由於他獨特的家世與地位，乃至他的早逝，又使他在清初文壇上一閃即逝，遠離了人們的視線，而成為一個有“蹤”無“影”的小人物。

曹寅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是從20世紀初新紅學開創之際開始的，他沾了孫子曹雪芹的光。但是直到今天為止，曹寅在紅學、曹學研究中的地位、價值，仍然沒有得到更廣大的研究者足夠的重視。儘管“千山曹寅”四個字價值萬金，成為祖籍爭論的“頂門柱”，但他的成就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深刻影響卻被許多研究者冷淡了，疏遠了。

至此，我忽然想起了臺灣的顧獻棵早在1963年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曹學建立初議——研究曹霜和（石頭記）的學問》　，文中有幾段話特別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