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別人這麼叫我，都能讓我回想起當年那萬眾一心建設社會主義的激情歲月啊。”

“好的，老範同志。”陳超心想“同志”這個詞在港臺年輕人中都成了同性戀的代名詞了，也許眼前這位老人不知道這個詞現在有了那麼一層意思吧。語言總是隨著人們意識的演變而不斷發展的。

小吃店門口貼著一副對聯。上聯是“早餐午餐晚餐，餐餐如此”，下聯是“去年今年明年，年年相同”，橫批是“吃才是真”。

陳超盤算著，自己兜裡剩下的錢應該足夠在這裡請老範吃頓早餐了。服務員端來一壺茶，順便向他們推薦了店裡的特色早餐——羊肉泡饃。

“老範同志，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陳超端起茶杯。

“俗話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我知道陳隊長你也挺忙的。今天來找我這個老頭子，想必不是為了請我吃頓羊肉泡饃吧。”

“是的，我想請教您幾件事。聽居委會同志說只有您能幫我。”

“是嗎，那你說說看。”

“我們最近在調查一起兇殺案。梅老師曾經住在這附近吧？我想問問關於她的事。她當時是明家的兒媳婦，而您那時是這附近的片警。”

“梅老師？哦，是的。不過她早就去世了啊。她跟你們的調查的案子能有什麼關係呢？”

“目前我只能說，她的資料也許會對我們的調查有幫助。”

“哦。我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兩三年調到這個社群當片警的。當時你多大，還在上小學吧？”

“沒錯。”陳超點了點頭。

“如今片警可能算不了什麼，”老範往湯碗裡掰著饃，“可在那個階級鬥爭的時代，片警身上擔負的責任可不輕啊。任何人都可能是妄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敵人，特別是在這種地方。附近很多住戶出身都有‘問題’。建國以後，好多這樣的家庭都因為他們歷史上跟國民黨的瓜葛被趕出自己的家，取而代之住進去的是一些工人家庭。然而有些家庭跟新政權和舊政權都有聯絡，所以保住了自己的房產。明家就是這樣的。”

“明家是個什麼情況呢？”

“明家老爺子曾經在四十年代末公開發表宣告譴責蔣介石的統治，於是在建國後被劃成了‘愛國民主人士’，家產也沒被充公。他兒子在上海音樂學院當老師，娶了同在學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師為妻。夫妻倆生了個兒子，好像叫小真還是什麼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裡，日子過得很不錯。周圍的窮鄰居們對明家很有意見，作為片警我得特別注意明家才行。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切都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明家老爺子心臟病發作去世了，免了被批鬥。梅老師三口人就沒那麼幸運了。她丈夫被當成英國間諜隔離審查了，因為他偷偷聽英文廣播。他們家的房子也被別人強佔了，梅老師孤兒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從前用人住的閣樓上。”

“沒人幫梅老師母子說話嗎？都眼睜睜看著？”陳超問道。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這個問題非常荒謬。‘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他們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們從三室一廳的公寓裡趕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話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來，革命就是從富人那裡搶東西。”

“是的。我記得。當年紅衛兵們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斷您了，請您繼續說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圍牆上不知怎麼被人寫上了一串反革命標語。其實那‘標語’是兩個片語成的，一個詞是‘打倒’，一個詞是‘毛主席’。很可能是兩個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時間寫上去的。因為是寫在明府圍牆上的，人們懷疑的物件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個大宅子裡的人身上。由於那時的階級鬥爭觀念，懷疑的焦點最終落到了梅老師母子，特別是她兒子身上。沒人能證明是他乾的，但是也沒人能證明不是他乾的。於是居委會和駐音樂學院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了一個聯合調查組，以隔離審查的名義把那個小男孩兒單獨關進了小黑屋。當時這被認為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最好辦法。事實上當初梅老師的丈夫就是被隔離審查了一個星期之後，上吊自殺的。梅老師很怕兒子也會步丈夫的後塵，到處求人。她甚至來求過我，可我也無能為力啊。那時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著，我一個小片警又能怎麼辦？結果你猜怎麼著，有一天下午她兒子突然就被釋放了，據說是沒查到他寫那些反革命標語的證據。還有就是他在隔離審查的時候發了高燒，當值的守衛不想擔責任。於是他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