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韓家梁。雖然魏縣在企業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成績,但是韓家梁還是對國有制改制不感冒,韓家梁一直都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的特點,還是保守思想的老一套。
不過李峰對國有企業當前的困境解釋讓韓家梁茅塞頓開,他現在也相當佩服這個學術派的自己的副手。
“很多人不理解,他們從傳統理論出發,認為搞股份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化”,發展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李峰說道。
韓家梁看了李峰一眼,他沒有說話,但是他心想自己就是這麼認為的。
李峰笑道:“其實之前我們已經進行過三次改革了,第一次“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即擴大企業在生產銷售、利潤留成和人事任命上的權力,如允許企業生產和銷售超計劃產品,提取和使用利潤留成,任命企業下級幹部。這一階段的改革,在措施上類似於東歐國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嘗試,它們的結果也是類似的:在改革的初期,顯現一些成效,到了後期卻出現嚴重的弊病。改革初期,這些措施顯著提高了企業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企業產值和利潤的增長,但是,很快就出現了更大的問題。在這些措施的激勵下,企業發放的獎金、補貼等越來越多,而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和財務計劃的情況卻越來越差。”
“是的啊,當時我還在魏縣當縣長呢,當時有的企業的獎金都趕上一年的工資了,各種補貼五花八門。”韓家梁當時在魏縣任縣長,對這段歷史記憶猶新。
李峰繼續說道:“第二個階段是利改稅。這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主要有兩個措施:一個是改革涉及國有企業的財務分配體制,實施“利改稅”,即把向國有企業徵收利潤的體制變為向國有企業徵稅的體制。企業向國家上交稅收以後的利潤全部歸自己所有,這使得企業仍然有動力增產增收,也遏制了企業亂髮獎金的傾向;第二個措施是改變涉及國有企業的投資體制,實施“撥改貸”。財政不再無償注資給國有企業,而是企業只能以貸款的形式向國有銀行融資。”
韓家梁雖然知道這段歷史,當時當時他在市農業局當一把手,他對這次的改革不是很清楚。
“第三階段是承包制,企業承包一定份額的利稅,承包額之外,企業自主支配。在開始的短時期內,承包制對於促進企業增產增收有很強的刺激作用,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問題逐漸暴露出來:缺少計算承包基數的科學標準,導致企業“苦樂不均”、怨聲載道;承包制大大刺激了短期行為,例如,為了提高自己的利潤分成,有的承包者採取了殺雞取卵的辦法,不維修裝置,不提折舊或者少提折舊,把折舊變成利潤,使國有資產流失,給企業的裝置造成損害。承包制下,發包者和承包者之間的產權界定非常模糊,承包者擁有企業資產的經營權,也擁有了部分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使得發包者與承包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加劇,雙方侵權的行為更容易發生。承包制沒有也不可能使企業獲得充分的自主經營權,也不可能實現政企分開和企業間的平等競爭。”
這段時期就是當下雲落企業面臨的狀況,韓家梁不由自主的點點頭,心裡暗暗的佩服李峰分析的很到位。如果換做是韓家梁自己的話,是絕對不可能分析的如此透徹的。
“不觸動企業的產權制度,只改革企業的表面的利益分配關係,如同隔靴搔癢,國有企業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大中型企業弊端就是根據產品經濟模式建立起來的。這個全民所有制企業,本質上是政府的企業,部門的企業。它導致了產權不清。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之間沒有明確的界定。它企業內部缺乏動力與活力,外部資源不能有效地配置,國家對企業的行政干預過多,而且國家對企業負無限責任。這個是造成我們大中型企業政企不分,企業缺乏必要的經營自主權,甚至成為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覺得,在我國推行股份制;透過股份制的辦法來改造我們大中型企業;可能有三個好處:
第一;股份制改革使企業的動力機制、制約機制、風險機制可能都發生一些根本性變化。那麼,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股份制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是發達的商品經濟的產物。無論華夏現在不搞,今後發展恐怕還會有股份制這種形式存在,我是這麼看的。那麼,從它的內部機制來說,股份制我認為不是兩權分離,而是三權的分離和統一。什麼是三權的分離和統一呢?就是說,股份制是股權、法人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和統一。而且,它們各有載體,各負其責。在這種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