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花裡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於那樣做。想來想去，眼前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翻譯的產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當時“*”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眾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裡。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著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閒得無聊。心裡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麼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於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別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只有一個編譯本。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只有參考也並不太認真的印地文譯本。當時極“左”之風尚未全息，讀書重視業務，被認為是“修正主義”。何況我這樣一個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門房中攤開梵文原本翻譯起來，旁若無人，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至少也得挨批鬥五次。我哪裡有這個勇氣！於是我晚上回家，把梵文譯為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裡。白天枯坐門房中，腦袋裡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我被進一步解放後，又費了一兩年的時間，終於把全書的譯文整理完。後來時來運轉，受到了改革開放之惠，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我事前絕對沒有妄想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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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與外語（1）

1997年

問題的提出

我們正處在20世紀的世紀末中，也可以說是處在第一千紀的千紀末中，再過幾年，一個新的世紀，21世紀和一個新的千紀，第二千紀，就要來到我們眼前。值此世紀和千紀轉軌之際，學術界的各門學科都在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語言學界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過去將近100年中，我們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以外一些人士，對待外語的態度有天翻地覆的轉變。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世紀初的漠然懵然進到了世紀末的肅然狂然。時至今日，不但大中小學都有了英文教學，連給店鋪起名，給商品命名，給新生嬰兒起名字，都非帶點洋味不行；連官方的電臺也稱之為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好事呢，還是壞事？這是進步呢，還是退化？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這裡先不深入探討。但是，我個人總認為，這是大勢所趨，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頭搖得再厲害，也無濟於事。

但是，我們語言學界也不能特立獨行，我們也不能反潮流，我們也必須在回顧與前瞻的基礎上思考與語言有關的問題。問題是千頭萬緒，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先提出一個在我們日常活動中和學術研究中漢語與外語的關係問題，來談一談我個人的看法。

當前的情況

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我已在上面稍有所涉及，我在這裡集中談學術界的情況，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情況，後者是有些代表性的。

北大是處在社會中的，並非世外桃源。社會上瀰漫著的外國熱——簡短截說，實際上就是英語熱——當然會波及北大；不但波及，而且變本加厲。可是根據我多年仔細地觀察與體會，我終於發現，儘管在這裡英語熱熱得發燙，但是，該學的人中卻有不愛學者，而在學習的人中，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

什麼叫“該學的人”呢？我首先指的是教師，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師，而是所有的教師。到了今天，大家都會承認，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學科，都是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閉，閉關鎖國。如果真想這樣做的話，其無前途完全是可以斷言的。就拿中國國學來說，表面上來看，這是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不通外語，完全能夠玩得轉的。然而，如果不是井蛙觀天而是放眼世界的話，則立刻就能發現，別的國家也在研究我們的“國學”，而且由於研究基礎和傳統的不同，由於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差異，往往能發我們所未發之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即得，不承認是不行的。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這個真理了，他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外國漢學家往往喜歡搞一些很小很偏僻的題目，搞一些我們中國國學家所疏忽不注意的題目，搞一些由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