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論。（中略）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251頁。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6）

事實正是這個樣子。對中國思想史仔細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說的中國文化二分說，則不難發現，在行的方面產生影響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佛道二家。潛存於這二者背後那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深義文化是三綱六紀等倫理道德方面的東西。

專就佛教而言，它的學說與實踐也有知行兩個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義，如無常、無我、苦，以及十二因緣等等，都屬於知的方面。八正道、四聖諦等，則介於知行之間，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與知密切聯絡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輪迴，則完全沒有倫理的色彩。傳到中國以後，它那種無父無君的主張，與中國的三綱六紀等等，完全是對立的東西。在與中國文化的劇烈衝擊中，佛教如果不能適應現實情況，必然不能在中國立定腳跟，於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偽裝，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別強調“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義以適應中國具有濃厚綱紀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見中國深義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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