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之別。我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群體中的一員。在回想自己的過去之時，我的感覺就像是從一場災難中脫身。

我的另一個變化是，發表觀點時變得謹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這事我懂嗎？因此我很不喜歡那些太愛說話的傢伙。有個朋友辦了一個部落格平臺，承蒙抬愛，我被邀請去玩，卻一直興致不高，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兒的人都太話癆。上中學時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學生雜誌上發表過若干篇“議論文”，無論“陳蕃掃天下而不掃一屋”還是“下里巴人也是藝術”，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見——那是我經歷過的另一場災難。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著有議論文的地方。

我對這些嘮叨本身並無意見——反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這些嘮叨當中常識多一些，創意少一些。一個基本規律是，一個社會的常識越多，妄言就會越少。妄言少了，妄為才會少。妄言只令人心煩，妄為才令人憂慮。

比方說，我覺得各種過分的民族主義言論就是妄言，而褊狹民族主義者們想幹的事就是妄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個缺乏常識的環境下一些缺乏常識的人既對自己的能力自信滿滿，又對自己的價值體系堅信不疑，還對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這些人大權在握，就會導致廣泛的悲劇，比如兩次世界大戰。倘若這些人是普通民眾，那麼禍亂會小一些，只會導致智慧湮滅——智慧這東西我們肯定有的是，要不我們怎麼會總是隨手就毀滅那麼一些呢？

更可怕的狀況則是上述兩者結合在了一起，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歷史上可不止發生過一兩回。

有時我會悲觀地想，什麼時候我們的認識水準才會超越“抵制某貨”呢？什麼時候一些愛國者才會不再動輒把一個看法與他們不同但並沒有出賣國家利益的人叫做“漢奸”呢？這麼想時，我會覺得時日荏苒，我們卻似乎並未跨入全球化的時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著拿相機的外國遊客。有時我又會單從技術性的角度考慮，其實這只是我們的低劣的語文教育水平所致。我們這裡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詞彙量，這導致他們的發言總是比較暴戾和單調。

我並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獨立思考”這回事，除非這種“獨立”指的只是立場，而不包括思維方式。我們總是使用一些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見識來琢磨事兒——但是每個人學到的想問題的方法卻有好有壞。

比如說有的人是從亞當·斯密那裡學到的見識，有的人則是從他二大爺那裡學到的，我並不厚此薄彼，一定認為前者看待問題就比後者更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學亞當·斯密，又學他二大爺，並把兩者作個比較，他就一定會變成相對聰明的人。要是他固執地相信他二大爺，卻不願意親近人類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極少有機會聽說相悖的觀點，卻有著強烈的行動慾望，那麼就他的人生來說，我列舉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為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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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上的白髮漁樵

我的英文水準很不壞，至今還記得大約10個單詞，其中一個就是Clack，“短而尖銳的碰撞聲”。我也記得它所在的那篇課文，它說的是，有個男孩坐火車，耳邊聽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來：“各位，前方有危險的說！”別人都要求他，閉上你的鳥嘴！可是他還是聽到這聲音，堅持說，火車要翻啦，大家又讓他收聲。如是者三，終於有人忍無可忍說，這孩子太煩了，要不把火車停一停，讓他看看諸事平安好了。火車停了，於是大家發現，鐵軌果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故事說的是關於危險的警告有多麼重要，而傾聽一個人微言輕的聲音又是多麼難。

我不能誇張地說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對我的新聞記者生涯有益。我只是發現，90％的新聞都是這個故事的變種。不同的是，那些新聞裡的“火車”都翻了。我看到蟻力神事件是這樣，沙蘭鎮水災是這樣，更直接可比的，膠濟線鐵路事件就是這樣。這些新聞的核心事實是什麼呢？真的是火車傾覆死傷枕藉嗎？當然不是，它是這個：曾有一個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聲”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個記者了。某種程度上說，我已厭倦於那些大同小異的故事。我也厭倦於跟那種做人完全沒有底線的人打交道。那麼多有趣的人我都懶得見呢，憑什麼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們？當我看到“躲貓貓”五六的，我可不覺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採訪的話會遇到什麼。人們會告訴我，其實沒有誰是錯的，因為“這是一個體制問題”。我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