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從歌詞上看，兩首歌確有相類之處。可實際上，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1935年10月由紅15軍團政治部創作的。中央紅軍到陝北後，曾派出參觀團攜演出隊到紅15軍團交流，演出隊發現紅15軍團編寫的這首歌很好聽，便帶回中央紅軍，使這首歌在更大範圍傳唱開來。新中國成立後，總政治部根據1947年10月10日正式頒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對部分歌詞作了修改，一直傳唱至今。

自覺的紀律是我軍的特點，我軍一向主張指揮員在下達指示、提出要求時，應儘量講清道理，啟發部屬自覺自願地加以執行。可紀律畢竟帶有強制性，教育中必須講清理解與執行的關係，防止強調了自覺性而忽略紀律的強制性。軍隊在執行戰鬥任務時，常會遇到一些緊急情況，根本來不及對上級的命令、指示作出解釋。這時就必須強調，“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加深理解”。毛澤東在“文革”鬧得最亂的1968年曾說過：“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抵制錯誤的領導。這樣在群眾中是可以的，但在軍隊中不能這樣。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見辦，軍隊怎能打仗？軍隊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見辦怎麼行，這樣軍隊就不像個樣子了。”《毛澤東建軍思想概論》，侯魯梁著，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頁。

現代企業管理中也需要強化紀律，維護秩序。為此，不少企業家提出向軍隊學習，採用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管理。也有一些企業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軍事化管理意味著方法簡單，態度生硬，擔心會因此而影響知識型員工的凝聚力、創造力和主動性。從表面上看，這兩種觀點截然對立，可深入分析，其認識有一致處，即都認為解決紀律和秩序問題只能靠“鐵心腸、鐵手腕、鐵面孔”，而軍隊就是運用“三鐵”維護紀律的代表。然而他們不瞭解軍隊的紀律也可以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鐵的紀律未必一定得靠“三鐵”來維繫。

有些企業家也承認自覺紀律的優越性，可總覺得員工素質太差，培養自覺紀律很難。他們認為與其加強思想教育，不如加大獎懲力度來得容易。甚至說，對一些素質不高的員工，沒什麼道理好講，只有罰點錢，甚至給一腳，他們才能長點記性。這種觀點並不新鮮，與舊軍隊“棍棒底下出好兵”的說法如出一轍。簡單地說，還是高高在上，站在員工的對立面說話，至於這個觀點的錯誤，似乎不需多說。70多年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毛澤東領導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都可以建立起自覺的紀律，如今到了21世紀，社會經濟生活大大發展，人們的文明程度普遍提高，怎麼反倒只有靠懲罰才能維護紀律了呢？

部分學者雖意識到自覺紀律的重要，卻給出不同於毛澤東的解決辦法。如《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提出：“實現跨越的公司建立了一貫制度，但他們也給予員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和責任。他們聘用嚴於自律無需管理的人，公司只需管理系統，而不需管理這些人。”作者的主意不錯，問題是從哪裡去找這種“嚴於自律無需管理的人”。再說人的思想不斷變化，即使找到一些思想基礎不錯的人，剛來公司時有一定的自律性，可誰能保證他們的思想就不發生變化，能一輩子嚴於自律？所以，根本的解決辦法還在教育。

談到紀律教育，不能不講到近些年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觀點，即不講我軍與舊軍隊的根本區別，也不講我軍的紀律是自覺的紀律，只是強調“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好像世界各國軍隊紀律教育的內容都差不多。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實際上，自覺的紀律是人民軍隊紀律建設的真諦。在毛澤東時代，軍隊開展紀律教育時總是特別強調，我軍的紀律與一切舊軍隊根本不同，不是來自什麼天職，而是來自革命軍人的覺悟。當年，部隊很少講“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起碼，筆者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是在當兵十幾年後。至於什麼“服從就是在執行中不問為什麼，只想怎麼幹”，更是毛澤東一貫堅決反對的“愚兵政策”。這不但培養不出自覺的紀律，搞不好還會培養出一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殺人機器”。

美國軍隊就是用“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來###隊的。在這一思想薰陶下，美軍官兵養成了不辨是非，不問對錯，只知道盲目地服從上級命令的習慣。他們幹了壞事包括犯下殺人、虐俘等罪行後，只要說一句“我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似乎就沒有任何個人責任了。為什麼美國軍隊經常幹出一些出格的壞事，為什麼美國軍人的社會形象始終不好，應該說，實行“愚兵政策”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