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之主。

他跟李肆有嫌怨，也有故交，想著李肆該不會跟他這號小人物計較，就沒朝其他地方跑，而是安心倒騰起了生鐵生意。靠著門路熟悉，幾年下來，竟然又積攢出了幾萬兩銀子的家產。

此時在廣州單純作來往生意，空間已經被那些聯合起來，以公司席捲產銷兩頭的豪商壓榨一空，鐘上位有心回英德，可英德一地早被滿朝權貴把持，昔日鄉巴佬們個個雞犬升天，非他鐘上位所能插足。只好轉到曲江，買地置產。

鐘上位不僅熟悉生鐵生意，當年更是以田地起家，其間諸多門道，即便是新朝立起，細了法網，他也心中有數。不過半年，就置下了十來頃田，還以白契握住了十多頃田。新朝雖然強調不在官府過契，田畝買賣就不認可保障，錢糧也不會認民間自定的白契。但不少民人對此沒有認識，依舊照著過往，直接以白契來往。

藉著這個空子，他不僅壓榨著不少民人賣了田地，還將錢糧壓在他們頭上，而且還是分完田租之後再算錢糧，這般生意做下來，銀子雖然不如工商來得快猛，卻是穩穩當當，省力省心。

鐘上位不覺得自己有錯，第一，他沒有違法，這般路子，都是刻意籠絡了當地法正，得他明確釋法後才行的，要怪就只怪那些民人，總怕跟官府打交道，不願過契，官府自然也不會在這事上幫著他們民人說話。

第二呢，不是他一個人在這麼搞，不少外省人，以及從廣州等地退出來的商人，也都開始這般經營田地。對他們來說，工商再旺，總是虛的，不購田置產，那還能叫人麼？而要購田置產，現在新朝錢糧分田銀和物銀，梳理得極細。不是自己種，總是難以謀到厚利，那麼想辦法把這田物稅轉給佃戶就是理所當然了。

即便是轉了田物稅，地價這麼高，田租上再壓壓那些佃戶也是合情合理嘛，反正他們以前沒得田耕就沒得飯吃，現在田地這麼貴，更是沒有活路，再吃些虧，只要能活下去，大多還是要低頭的。

跟眾多將銀子轉投到田產上的外省人和商人一樣，鐘上位覺得自己比康熙朝時奉公守法得太多。卻沒想到，還是有佃戶跳出來鬧事了。新朝跟康熙朝比，皮面上抹得光鮮，律法也確實寬減了很多，但法網更密。不用他鐘上位活動，那鄧小田聚眾鬧事，已是死路一條，更不用說他還襲擊官差，這可是韶州府今年來少有的大亂。

所以當那位年輕的觀風使老爺，跟著知縣老爺一同問訊鐘上位時，覺得自己這個受害者還被審問，鐘上位滿心冤屈。

“小人哪裡是哄騙？他們賣田給小人，小人要他們去官府過契，他們死活不願白契上寫著稅錢他們自理，我收他們六分租，這租子是高了點，但也是他們自願嘛，又不是小人強逼。”

“年初賣的地，到年中地價漲了三成，他們覺得賣虧了，又來找價。契上分明都寫了，即便要找價，也是越年再找的，這些人就是刁民”

“為什麼不讓讓？讓了他們，小人其他地讓不讓？其他地都讓了，小人不是虧了麼？小人買這地，難道是為供養他們？地價這般高，小人總得想著自己的本錢吧？”

鐘上位姿態謙卑，可滿口商道，鄭燮和曲江知縣都沒話說。本朝工商立國，講的就是信和理，就這兩字上說，鐘上位確實沒做錯什麼。

深查下去，勾結鄉里巡檢，威脅那幫佃戶，收租時在斤兩上作假，還四處行賄，謀求鄉里公局局董，這些小動作是免不了的，也算不上什麼大罪，但凡心性狹冷的地主都是這樣。

跟著曲江知縣查了幾日，鄧小田事件的起因也基本釐清了，鄭燮就回了韶州府城，向程桂珏彙報。

“曲江知縣在此事上有督察地方不嚴之過，也只是小節，鐘上位雖有貪吝之行，在田契上哄騙無知小民，但法理上卻難以懲處他。所以整件事情的性質，就是鄧小田因事殺人，蠱惑作亂。”

程桂珏很利索地下了論斷，當然，這只是他向法司遞交的彙報，此案由法司直管的曲江縣通判管轄，而此時鄧小田還沒抓捕到案，會怎麼宣判還不清楚，程桂珏只是判定此案跟官府作為有多大關係。

鄭燮很難接受這個結果：“此事官府無錯，鐘上位這地主也無錯，只有鄧小田等佃戶有錯。就殺人之罪而定，這確無爭議。但根底不是鐘上位貪吝，才逼得鄧小田憤起的嗎？”

程桂珏嘆氣：“鐘上位雖然貪吝，可於法無罪，要說誰真正逼迫了鄧小田憤起……”

鄭燮心頭沉重：“那就是外省人和商人推高的地價。”

程桂珏搖頭，遞給鄭燮一份報紙：“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