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鍾琪是從這部分內容裡，認定了背後是一幫儒士在搞鬼，因為這般謀哉”根本就是空中樓閣，也只有那些喜歡清淡的儒士才幹得出來。起兵？還以為是演義小說呢？

以年羹堯那般威勢，也沒可能扯反旗，更不用說他嶽鍾琪是漢人，能升到這個地步，已是雍正極端信任。

至於南朝，他任四川提督時，跟龍驟軍一同進兵藏地，對南朝軍制瞭解很深。

南朝“行軍。”不得皇帝許可，樞密院特別軍令，絕不會用於內事。同時軍中上到軍司馬，下到各級將佐，都是以軍法行事，加上全員都是火器軍，更依賴補給輜重，要起兵自立，更是無稽之談。何況嶽超龍還不是行軍將帥，只是統領地方衛軍的湘西防禦使。

嶽超龍要造反，湖南巡撫，甚至常德知府喊一聲，那些湖南衛軍都能轉頭把嶽超龍先抓起來。

嶽鍾琪憂心的是“張悼”和“夏覦”所說的“天下人響應。”到底是什麼來歷，有哪些人參與，這些事不搞清楚，他就一刻不得安寧。如果這些人造出什麼大聲勢，到時他嶽鍾琪可是百口莫辯。

嶽鍾琪憂懼不已，對那“張悼”軟硬兼施，依舊沒讓對方吐露出有價值的資訊，不得已之下，飛馬急報雍正。他不敢將那刻書信原樣遞過去，只重點說了鼓動他和嶽超龍南北並反以及“東海夫子”的事。

五月六日，嶽鍾琪的奏報就送到了雍正手上，摺子裡對此事所涉“東海夫子”的推測，讓雍正心頭一個大跳。

此時刑部剛雷厲風行地辦妥了查嗣庭案，朝廷漢臣一片肅瑟，無人敢吱一聲，讓雍正心中隱隱自得，認為此案已收到震懾人心的作用。

可嶽鍾琪那邊起了這麼一樁事，雍正忽然覺得，自己恐怕把漢人，特別是讀書人的心思，看得太簡單了。

這張悼雖是從湖南來的，屬於南蠻之民，同時還鼓動南北並反，不止針對他。但扯出的“東海先生。”卻該是出自江南，讓雍正頓時聯想到眼下的查嗣庭案。

難道是江南文人狗急跳牆了！？

這是雍正的第一反應，他在嶽鍾琪的奏摺上急急而就；“你可虛言試探，假裝信了他的話，定要他交代出背後之人，他的老師都還是小事，東海夫子及其黨羽具情如何更為重要。為此行些忌諱事，說些忌諱話，都不必顧慮，朕自是信你的。”

雍正的支招還沒回到嶽鍾琪手上，嶽鍾琪自己就用上了，他不得不用，時間緊迫，萬一嶽超龍真反了，惹得大清治下那些東海夫子的門人也跳騰出來牽扯上自己，那就是大禍臨頭。

於是他找來親信，將已打入監牢的“張悼”放了出來，讓他跟那親信住在一起，好酒好菜招待，軟了對方心防，再暗中會面，宣稱自己其實已被書信打動了之前都是怕滿人忌諱，不得不作戲。

嶽鍾琪道：“我確是想反，可先生若是不合盤托出計劃，我一人還不要緊，數萬兒郎的性命就掛在這事上，豈不是兒戲麼？”

張熙之前已遭過一番拷打，靠著心中那腔熱血支撐了下來，此時從獄中出來，得了上賓待遇已覺換了天日，心防已低了大半。加之嶽鍾琪此言也確實很有道理，你只說有人響應，沒證據沒計戈”人家怎麼信你？

張熙要嶽鍾琪賭咒發誓，絕不洩露秘密，然後才開口道：“學生真名張熙，老師曾靜，眼下在荊州聯絡南北……。”

就在張熙吐露出實情的同時，湖南常德沈在寬也交代了聯絡嶽鍾琪的人是誰。

沈在寬大言不慚，說北面嶽鍾琪也要反，此事涉及南北局勢，嶽超龍跟房與信必須問個明白，是誰負責北面之事。

曾靜和張熙家在湖南，沈在寬自然要掩護他們，嶽超龍撬他的口比侄子費力得多，因為他沒法學侄子嶽超龍那般裝作假意要反。沈在寬此人雖迂，卻還是一眼看出，自己的行動開初就已失敗他咬緊了牙關，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就一個勁地說等北面起事時，嶽超龍一定會後悔。

房與信只好將此事當作間諜案處置把沈在寬交給了軍情司。

軍情司毫不客氣，先是一頓好打，再認定他是滿清細作，將他跟早前被砍頭示眾的徐善論為一黨，說他不僅沒有好下場，還將在史書上留下一抹微不足道的臭名。

沈在寬覺得格外冤屈，自己可沒想著要為滿清效力！他抱定死志，卻對名聲還很在乎，為了清白，他終於招了。

房與信、嶽超龍和軍情司的報告送到李肆手上時，李肆還覺得自己是眼花了。

“三娘，過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