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立國後，工商興盛，老百姓接觸銀子的機會也越來越多了。但這套並行的銀銅貨幣制根深蒂固，光靠政府強行推動，不可能順利過渡到單一貨幣制上。

核心問題就在信用上，“約定俗成”就是一種廣泛的社會信用，政府信用遠遠小於這種社會信用，因此不得不依附社會信用。英華至今還在鑄造一文和“當十”的聖道通寶，就是這個原因。

李肆開始著手研究這個問題時，還覺得這不是難事，尋常穿越文主角多牛逼啊，大手一揮，鑄造大小銀元，廢止銅錢，問題就解決了，老百姓就樂呵呵地吹著銀元到處用了。

聖道五年前後，李肆曾將自行擬定的銀元方案下給計司和英華銀行徵求意見，核心是通行銀元，“廢兩改元”，結果遭到洶洶反對。由此李肆才明白，這不是遊戲，不是異界，是活生生的歷史。

除開諸多細節上的問題，其中一項意見讓李肆如夢初醒。反對者都認為，皇帝這是讓英華幣制全面倒向“外洋”，“廢兩改元”就要丟掉庫平銀製，而丟掉庫平銀製的代價，是讓本土票行銀行利益受損，讓經營外洋業務，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服務的外洋票行獲益。

這還涉及到了兩派利益紛爭呢，李肆心中凜然，沉下心來研究，終於有所心得，由此也回想起前世民國時代，民國政府推行“廢兩改元”的歷史。

“外洋”問題，從明末開始一直到清末，在華夏經濟達地區，包括粵閩、江南，甚至湖廣，“外洋”在銀銅製之間又撐起了一個經濟形態。從墨西哥來的西班牙雙柱洋、佛頭洋，來自荷蘭的馬錢，來自葡萄牙的十字洋等等外洋，將外向型工商和相關民人捲了進去，其社會信用也有了兩三百年的積累。

清末的“龍洋”，以及民國的“袁大頭”，基準單位都以雙柱洋為標準，含庫平銀七錢三分或兩分。但這並不意味著一枚袁大頭就跟庫平銀七錢三分等值，實際的流通價值，那就得看袁大頭的信用好壞。當然，一枚袁大頭肯定比七錢三分銀子值，到底多少，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變，銀元和白銀的“匯率”一直都在變動。

在清末民初，銀元還只是流通貨幣，不是貨幣標準。不僅銀兩沒在流通環節廢止，在傳統的金融帳目上，依舊用的是庫平銀製，即便是銀元，也要折算為庫平銀的“兩”。而新興的銀行，因為業務跟對外經濟有關，都以銀元為標準，帳目則以銀元為基礎。

顯然，銀行基本為西方資本把控，跟以“兩”為標準的本土錢莊不是一個路數。

民國時推行“廢兩改元”，要以“元”為帳目標準，自此之後，中國貨幣從流通到帳目，整個環節都以“元”為基礎，這個基礎，這個“元”字，其實就是華夏自金融層面進一步喪失自我的歷史寫照。

民國時推行“廢兩改元”，正是本土錢莊和新興銀行之間的角力。衝突最劇烈之處在當時的金融中心上海。因為銀兩制還未廢止，而且為民間一般商業來往所沿用，由銀元到銀兩的折算業務由錢莊把控，票據結算還因為涉及銀兩，不得不由錢莊把控，而從事銀元業務的銀行居於從屬地位。

民國政府為主導金融，幹掉錢莊，大力推動廢兩改元，最終得償所願。從當時來看，確實是便利了金融流動，降低了金融業務成本，有利於社會進步。可放寬視野再看，幹掉了本土錢莊後，中國的金融業就此被西方資本把控。

這其實就是一場標準之爭，“兩”和“元”無所謂先進落後，只是華夏被滿清的儒法社會壓制，以“兩”為標準的本土金融，沒有確立起自主統一的金融體系，沒有產生出以“兩”為單位的統一貨幣，在流通訊用上弱於有統一流通標準的“元”而已，而“元”背後的歷史，一路就追溯到了“外洋”身上。【1】

當時為推動“廢兩改元”，連馬寅初這樣的人都批判“兩”為計重單位，不適於先進金融，是落後的象徵。可英鎊的“鎊”最早也是計重單位，後來轉為信用貨幣，確立了“先進地位”，怎麼就沒批判這個“鎊”呢？

標準決定了食物鏈的地位，而標準的確立，又跟歷史傳承有關，一旦你接受了外來的標準，怎麼也不可能再爬到食物鏈頂端。

李肆真要“廢兩改元”，高興的就是那些從事銀元匯兌業務，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乃至其他洋人服務的票行。因為老外用銀元，要跟國內市場折算匯兌，得靠他們中介。現在英華也改用銀元為單位，內外一體，他們因為業務成熟，就能握到主導權。

即便李肆不用雙柱洋的標準，另行一套銀元標準，但這不妨礙西班牙人有樣學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