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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今日滿地關卡的情形，在聖道五年以前，英華國中也曾經出現過。雖跟滿清盤剝地方的商關厘關不同，主要是核查外地商貨是否完稅，關卡數量也沒那麼多，但也造成中小工商流通不便，關卡差役藉機貪腐的情況。

財權壓實在了縣一級地方，地方保護主義就昂然抬頭，一府之內，各縣稅率、稽查辦法各不相同，反正謀的就是一縣之利。搞得那段時間，知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當唐僧，日日教導下面知縣“和氣共濟”，協調各縣利益，可往往都是按下了葫蘆又起瓢，而知縣打架爭利更成了報紙日常。不打不行，知縣不動手，鄉院縣院的院事老爺們就要動手了。不為一縣謀利的縣官，要來作甚？他們可是有彈劾權的。

這事錯不在地方得財權，在於分級不足，難以統籌。民間和朝堂很快就現了問題，而且應對也非常迅，這本就是有所預料的事。

知縣日常僅僅持續了一年不到，在工商大興，要求商貨通行無礙的洪流逼壓下，朝堂修訂了公司法，大幅降低了設立公司的門檻，只要五人以上註冊，在指定銀行開設賬戶，存入本金五百兩，就可以組為公司，業稅產稅不再由地方收取，而是由商部收歸中央。

這就意味著留給地方的工商稅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本地的小作坊和墟市。地方對中央這刮錢行徑異常憤怒，而頒行這項政令的政事堂輔李朱綬被地方稱呼為“李大斧”，背黑鍋的李朱綬自是處之泰然。

憤怒歸憤怒，中央給縣一級留的財稅其實已夠養人，而且教育、醫衛等事還以中央撥款為主，縣裡需要考慮的是修路造橋、撫卹孤苦、治安捕盜、防火救災等事務，並不存在太大的財政壓力。

可錢多好辦事，誰不想兜裡錢多？於是各縣就卯足了勁，給小作坊和墟市方便，大興小工商，大修城鎮，前者的業稅市稅都已無所謂，關鍵是引人入城，能多收屋稅。沒錯，英華依舊如明清一般收屋稅，但為公平起見，都開始照面積收，而不照門面窗戶收。這是縣裡收的，朝廷定一個最高限，縣裡在這高限之下自己靈活處置。

光只修訂公司法還解決不了全部問題，特別是各縣差異巨大，窮富迥異。山溝裡的縣卯足了勁也吃不飽飯，縣裡的“片警”還踩著草鞋扛著梭鏢，靠兩條腿四下巡查。而南海、廣州、佛山和東莞等縣則是富得流油，“片警”們身上綢緞，腳下皮靴，腰間短銃，戴著墨鏡，高居馬上，比侍衛親軍還要威風。

這個問題只向上推到府一級還不足以平衡差異，畢竟應天府（廣州）、承天府（英德）和肇慶、泉州、福州、漳州、長沙等府本就是一省樞紐，各縣都富，而其他府則差得太多。

構建省級財政的時機就此成熟，省一級行政建制的主要職責是平衡一省地區差異，在一省內調劑窮富。未來將如縣級建制一般，擔負起英華地方架構的核心，因此將東西兩院制引入省院，也就是範晉所說的，省級建制已初步成型的標誌。

朝堂將省級財政的根基掛在了土地上。設立省一級的地管局，管理全省所有的土地過契，契稅歸由一省支配，作為辦公經費。

此外一省還跟中央和縣分享土地權，從法理上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無主之地都是皇帝的。但李肆由《皇英君憲》，將一國變為萬民之國，這無土之地也就變成了萬民之土，他這皇帝不過是代管。

不管是皇帝的，還是萬民的，反正都是由朝廷，也就是中央支配。中央將軍事重地和預留下來，以長遠規劃進行開的空地划走，再將城鎮用地以及預計未來會擴容的地留給縣一級，剩下的就是省裡掌握的。

這些地的“產權”交給了縣省，其實已推著縣和省有了各自的展軌道。縣就重點保民生，擴充套件城鎮。而省一級想要增收，就得想方設法讓自己的“荒地”有所產出。在這方面，各省巡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也各有活用。

原本各省巡撫都打著小九九，想直接賣地，可如今英華不比往日華夏，大家對地已不稀罕。地有的是，南洋大把大把的，還有根本望不到頭的南州，不是有用處，有產出的地，買來做甚？

巡撫們只好把目光放在實業上，湖南巡撫房與信將適於開墾之地分包農人，以三七收租，一方面有穩租可收，一方面也是扶穩湖南米倉，安定湖南民生。而廣東巡撫巴旭起則廣召投資公司，作精細規劃，重點扶持高州、廉州等窮鄉僻壤的展。

省縣分土，因法司和計司還未太跟得上土地管制的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