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惠州起義失敗後，情況完全不同了，以前咒罵他為“亂臣賊子”的，這時反而惋惜起義沒有成功，認識到他不是什麼強盜了，同情或贊助革命的人空前增多。這使身歷其境的孫中山感觸很深，他說：“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狀。”人民的覺醒，群眾革命鬥爭的風起雲湧，大大鼓舞了孫中山，他深信總有一天青天白日旗會插遍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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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與三民主義（1）

在孫中山領導的惠州起義失敗的同時，震撼中華大地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也被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者聯合鎮壓下去了。1901年，腐朽的清政府與英、俄、德、日、奧、法、意、西、荷、比11國的代表，在北京簽訂了出賣國家大量主權的《辛丑條約》，使得帝國主義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控制和掠奪，企圖瓜分古老而幅員遼闊的中國。清朝政府公然提出他們的對外方針，即“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忠順走狗。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是中華民族面臨嚴峻危難的時刻。

此時，經歷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庚子之變”的晚清政府，在帝國主義的威逼下，不得不“開放門戶”，但同時又把選派留學生去西方學習列為一項圖存的重要措施。當時中國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的小小的日本原也是個封建之國，也曾與清王朝一樣為防西方勢力的侵入執行“閉關鎖國”政策，吃盡了苦頭後，日本明治天皇決意以西方為榜樣實施歐化政策——史稱為“明治維新”。日本“明治維新”後，到19世紀90年代，它作為世界列強的後起之秀，同大洋彼岸的美國一樣，已發展成為太平洋地區的海上強國，所以日本堪作貧弱中國圖存的老師。當時洋務派領袖人物張之洞“留西洋不如留東洋”之說在留學生中就很有市場，大批優秀的中國學子東渡日本探索振興中國的道路。張之洞這位著名的晚清重臣，做夢也沒想到正是這批東渡學子成了日後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3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比較重要的一年，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活躍，革命思想如涓涓細流逐漸匯合成洪流巨浪，革命的學說、理論、行動，由分散的個人獨唱演變為民族的大合唱。留日學生陳天華髮表的《警世鐘》、《猛回頭》則是這首大合唱裡最強的主旋律。他疾聲呼喚中國人民起來革命，他把革命定為當時的主要的時代主題，認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腐朽透頂的滿清王朝，認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新制度，拯救苦難的中華。

從1903年夏到1905年夏這兩年中，隨著反清革命運動的發展，國內外各地——特別是南中國各省的重要城市中，在孫中山多年革命行動的感召下，陸續湧現出一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反清革命小團體，它們和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一樣，共同的目標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這些革命小團體中比較突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學生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1904年2月黃興、宋教仁、劉揆一等領導的以兩湖留日學生為中心的“華興會”，1904年7月湖北知識青年曹亞伯、呂大森、劉靜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學補習所”，1904年冬蔡元培、章炳麟（即章太炎）等領導的以江浙一帶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光復會”，1905年上半年湖北創立的“日知會”等，它們各自匯聚著一部分社會上的反清力量，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但是，這些革命小團體活動分散，難以採取一致的步調。隨著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各地革命團體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黨，以便更好的領導全國規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1905年夏，留日學生薈萃東京。不久前，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革命團體的一些領導和骨幹分子由於1904年10月間長沙起義計劃的敗露和11月間愛國志士萬福華在上海刺殺賣國賊王之青案件的牽連也先後逃亡到日本東京，大家熱情非常高漲。在留日學生和革命團體領導人物中，以黃興、宋教仁二人最露頭角，也最為眾望所孚。流亡歐洲的孫中山瞭解到國內和日本東京反清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況，決定結束美歐之行前往日本。在孫中山由歐洲來日本前，東京的一些留日革命青年就以組黨之事相期待，這說明孫中山的愛國熱忱和為革命而堅持戰鬥的不屈意志，已在群眾中贏得了極高的威望，已成為大家公認的革命領袖了。而此時孫中山吸取以往諸多教訓，不再僅僅依靠會黨以及綠林中人物，增多了同知識階層的接觸，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