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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季，正當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一致瘋狂地詛咒和誣衊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時候，孫中山毅然地透過美洲華僑以個人的名義向十月革命領袖列寧和蘇維埃政府拍發了一個賀電，祝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蘇俄勞農政府的成立。電報說：“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

這份電報表達了中國革命者對蘇維埃革命者的友好和支援，也表明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孫中山的進步。

雖然俄國的彼得堡與中國的上海，關山重重，遠隔萬里，但列寧對中國的孫中山並不陌生，列寧對中國革命一直都很關注，並且早把孫中山作為神交很久的革命戰友！

早在辛亥革命後不久，當時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人的列寧以敏銳的眼光在俄國《涅瓦明星報》及《真理報》上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新生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巨大勝利》、《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等文章，滿懷熱情的高度評價了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稱讚孫中山的思想“是真正的偉大人民的偉大思想，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說明四億落後的亞洲人……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鬥爭了。”列寧對素未謀面的孫中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把孫中山和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作了鮮明的對比，他以生動而犀利、優美而抒情的筆調在《新生的中國》一文中寫道：“那裡的共和總統是資產階級的奴僕、走狗或傀儡，而那裡的資產階級則已經腐朽透頂，從頭到腳都沾滿了髒汙和鮮血——不是皇帝們的鮮血，而是為了進步和文明在罷工中被槍殺的工人們的鮮血，那裡的總統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那裡的資產階級則早已拋棄了青年時代的一切理想，已經徹頭徹尾地娼妓化了，已經完全把自己出賣給了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主等等，這裡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個階級不是在畏弱下來，而是在向上發展，它不是懼怕未來，而是相信未來，奮不顧身，為未來而鬥爭；它憎恨過去，善於拋棄死去了的和窒息地生命的腐朽東西，絕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硬要儲存和恢復過去的東西。”列寧高度稱讚孫中山是“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再一次肯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統治遭到破壞，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

列寧收到他神交很久的中國的孫中山的賀電十分欣喜。1918年8月1日，列寧委託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覆信給孫中山，對孫中山的賀電錶示感謝，並向“中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致敬，信中熱切的表示：“當各帝國主義從東、西、南、北伸出貪婪的魔掌，想一手擊破俄國革命並剝奪俄國工農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獲得的東西的時候，當外國銀行家扶植的北京政府準備同這夥強盜勾結的時候——在這個艱辛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就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號召我們共同進行鬥爭，因為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如果我們遭受毀滅你們也要遭受毀滅。”

這封充滿革命情誼的覆信，無疑對在艱苦奮鬥之中的孫中山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早在十月革命剛剛取得勝利的時候，即1917年12月，蘇維埃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廢除俄國沙皇與其他各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外國的一切特權，以前所未有的嶄新外交姿態，表示了對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友好態度，後又於1918年2月特意向全世界公告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時至8月，孫中山又收到列寧給他的覆信，此時在他心裡認定了“蘇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

其實孫中山當時對新生的蘇俄政府的好感代表了近百年受盡西方列強凌辱的中國人民的政治取向。1918年3月，日本政府為反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和中國的段祺瑞政府互換《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公文，同年5月，在李大釗等人的影響下，北京大專院校學生二千餘人遊行示威，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這充分表達了善良而正直的中華民族對蘇維埃政權的同情和支援。

在極秘密的條件下，中國人民的革命領袖孫中山曾與列寧在函電中討論東方革命問題，他想派當時他身邊的親密助手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去蘇俄學習，為此曾特為他們請了俄語教師。

其實在當時嚮往去蘇俄的何止他們，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就曾以《民報》記者的身份冒著生命危險，經歷西北利亞的腥風血雨，克服重重危險到了俄國革命的心臟——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