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同年，這位俄國人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被鄭重委派來華幫助中國建黨，並在“一大”有過重要的發言和建議。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羅夫斯克被槍決。直到1956年，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才為他平反昭雪。

在中共“一大”13名中國代表中，湖南籍的有5人、湖北籍的有4人，北大的學生3人（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後來黨史學界與各方經過研討，依據13名代表在中共歷史中的作用進行排名，依次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燼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

中共一大的召開是黨的大事，可是為何黨的兩位最重要的創始人“南陳北李”都沒有出席？

史料記載，當時陳獨秀雖然被確定為大會主席，但當時他在廣州擔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為籌備學校經費而四處奔忙。而李大釗缺席的原因卻有多種說法。

有說法是李大釗並沒意識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一位骨幹成員劉仁靜在《一大瑣憶》中說：“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選舉時，“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出席一個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既然會議不是很重要就沒有必要去驚動李大釗這個小組的重要人物，因為李大釗要利用假期時間忙於索薪鬥爭這樣的大事。”

其實，當年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以至於十幾年後在延安，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竟然沒有一個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個人回憶的日子各異，最後，只得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後，把黨的生日定為7月1日，與實際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現代的一些學者、專家則認為1921年6、7月間，李大釗正忙於籌備並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因此無暇顧及中共一大。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國學會”每年7月召開年會，與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大體一致。部分學者據此認為，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為要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大代表險被一網打盡（2）

第三種說法是當時身為北大教授的李大釗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結束，校務繁忙，不能抽身——當時，他正率領八校教職員工索薪團到北洋總統府交涉，屢屢遭阻。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闢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水罷教亙十個多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會議的前幾天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發生了變化。代表們計劃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程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會議還沒有開始，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說完就急忙走了。

當事人後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是這樣回憶那個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憶那個密探“穿灰色竹布長褂”；

李達說是“不速之客”；

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

張國燾說是“陌生人”；

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

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此外，再沒有更詳盡的記錄了。

那闖進會場的陌生中年漢子後來被證實正是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程子卿。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自己一踏上上海灘即被監視是有所覺察的，特別是在中共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