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您要買什麼？”

“我想買一聽雀巢咖啡，”我說。

“好的，太太！”馬雷太太說著，從貨架上拿下一聽。

“哦，”我說，“您這兒有一大批雀巢咖啡的存貨呢！您就給我兩聽吧，或者三聽更好，不知道行不行！”

司法奇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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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我寫這份報告，是為了按規矩辦事，是出於某種書生氣的緣故，我要讓這份報告存入檔案。對導致一個殺人兇手得以無罪釋放，並且又將一個無辜的人置於死地的那些事件，我要迫使自己再一次加以稽核。我要再一次仔細回顧我被誆騙的前前後後，我所採取的種種措施以及可能會遺漏的細枝末節。我還要認真探究一下司法工作上也許仍然保留著的種種機會。然而，我寫這份報告的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我有很多時間，至少有兩個月。我剛剛從飛機場回來（從機場出來後，我還去過幾個酒吧，這就不算了，我眼下的身體狀況也是無關緊要的。我現在已酩酊大醉，不過明天我又會清醒過來的）。我到達機場，握著的開了保險的手槍，跳出我那輛大眾牌汽車的時候，巨型飛機正載著伊薩克·柯勒榮譽博士離開地面，插入夜空，呼嘯著、輕鳴著朝澳大利亞飛去。估計柯勒這個老傢伙是知道我的意圖的，他在上飛機之前還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可算是他的一大絕招了。我沒有錢乘飛機去追他，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我無可奈何，只有等待，等他回來，也許要等到6月，或者7月。要末去喝酒，是偶爾去還是我次去，那要由經濟情況來決定。再就是伏案疾書，對一個窮極潦倒的律師來說，這是唯一符合身分的工作。不過，在某一點上，柯勒這位州議員完全打錯了算盤：他的罪責絕不會由於時間的推移而洗刷掉，不會由於我的等候而減輕，不會由於我的酗酒而一筆勾銷，也不會因為我把它寫下來而得到寬恕。我透過敘述事情真相把它深深印在心頭，我要等到6月，或者7月，或者隨便哪個月他回來的時候（他總歸要回來的），到那時不管我是爛醉如泥，還是神志清醒，我都會把我此刻只是出於衝動想要乾的事情有意識地付諸行動。我寫這份報告不僅僅是要說出我要殺他的理由，而且也作為殺他的準備，一次正義的謀殺他的理由。

我現在坐在自己的工作室裡，又清醒過來了。正義只有透過我殺死他這樣的方式才能得到伸張。殺掉他以後，我就去自盡，這是無法避免的。我倒不是想以此來逃避責任，正相反，只有這樣做，我才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雖然法律上說不通，可是道義上卻是合乎情理的。我掌握了事實真相，但又拿不出證據。在關鍵時刻，我缺少見證人。我自殺了，即使沒有什麼見證人，也容易博得別人的信任。我不象一個為了獲得知識，拿自己的身體進行試驗的科學家那樣去死，我死，是因為想要了結我的這樁案子。

作案現場：這個作案現場一開始就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地方。戲劇大飯店以其洛可可式的建築外貌，在這座建築上搞得不倫不類的城市裡，堪稱屈指可數的著名的建築之一。飯店有三層，這一點，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多數人只知道有兩層。在漫長的上午——在我們的城市裡，人人都早起——，可以看到一些睡眼惺忪的大學生，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意人逗留在底層，他們往往過了中午才走。稍晚一些，人們喝完咖啡和酒後，飯店就清靜下來了，連女招待的蹤影也不見了，直到四點鐘左右，才有一些精疲力竭的教師走進店來歇腳，還有一些沒精打采的公務人員進來小憩。不消說，晚餐時來的客人最多，晚餐以後，過了晚上10點半鐘，接踵而來的，除了一些政界人士、經理、金融界人士以外，還有其他自由職業界的大大小小的頭面人物，不過也有一些大驚小怪的外國人，我們總愛把自己的城市說成是國際都市。在二樓，那就講究得發臭了。我用發臭這個詞是再恰當不過的。在那兩間低矮的四壁裱紅的大廳裡，象熱帶一樣，熱得要命，然而裡面的人還忍受得住，女士們穿著晚禮服，先生們常常穿著黑禮服。空氣裡瀰漫著汗臭，香水味，主要的氣味還是土豆炒肉片以及本城其他獨特風味菜餚的氣味。人們在外面觀賞了首場演出以及成交了大買賣之後，總愛到這裡來聚會（他們跟樓下的人是一樣的，只是在穿著上要來得講究罷了），倒不是要來策劃什麼事情，而是為了已經策劃好的事情慶祝一番。戲劇大飯店三樓上，更加可觀。這裡放蕩不羈，無所不為的情景，不禁令人為之咋舌。這裡，房間既高又明亮，跟價格低廉的飯店裡的房間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木頭椅子，桌上鋪著格子檯布，擺滿端啤酒的盤子。緊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