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經驗的老臣，讓他們憑意願和興趣幹這種事算是人盡其才的一種型別。

但是，聖學院中得到的理論也不能說就全部都正確，因為畢竟是幾年甚至是幾十年前的經驗，這裡面就有一個時間差的問題。過去正確有效果的現在不一定能用，南方用起來順手的經驗到了北方說不準就會適得其反。正是因為有這種顧忌，天啟還需要一個機構對聖學院中得出來的理論進行選擇，這個機構從明面上說是都察院，實際上就是東林黨。

都察院什麼都管，只要他認為不對的他就會出來插一腳，就像人們說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用他們來篩選聖學院的理論從組織程式上來說是合適的。東林黨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組織，讓他們對聖學院的理論進行甄別既是對他們的信任，也是給他們找點具體的事做免得他們閒得慌亂來。當然天啟沒有明說自己其實只是讓他們粗選，最後還得自己過過細。不是說自己比他們聰明，而是因為自己是皇帝成敗都得自己承擔責任。就好比打麻將自己輸了想得通，別人幫忙打輸了心裡就難受。

有了聖學院中的理論，再讓政務院根據理論制定各種規定，在具體經營上就可以讓商人在兩成封頂的限制下，根據各自的長處和各自的興趣進行均衡貨物的活動順便賺點錢。商人賺錢的同時也讓全國的物品得到流通，使百姓們的生活變得簡單方便，這是其他人無法做到的。官員做事成不成都要朝廷給錢，而且一點都不主動需要不斷推動催促，差一點兒就要人天天請。商人做事不要錢不說還要上稅而且風險自擔，兩相一比較自然是商人要可愛一些。

當然商人也不是專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他們是受到利益的驅使才趨之若鶩地尋找利益的。這一點天啟也知道，但他之所以要求商人的利潤限制在兩成，只不過是不想他們人為地提高差價為了自身收益侵害百姓利益。

前一陣有幾位官員認為天啟用人不公，楊漣、左光斗等人後來居上讓論資排輩的老臣心有不服。天啟想這些加塞的人都是東林黨的人，讓東林黨站在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去跟那幾個失意的人辯論，無論是辯論人數還是辯論技術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聖學院中的老臣雖然退休了，但站出來任何一個都要威懾住一大批人，因此就讓聖學院中人來主持辯論。大明萬般不好但尊師重道這一點還是不錯的，很多人是現在朝中之人的老師，少有學生敢欺師滅祖跟老師呲牙。

天啟覺得在這場辯論中東林黨是御用選手，聖學院是拉偏架的裁判，自己就穩坐釣魚臺當一個觀眾就好。看人幫自己吵架肯定比挽起袖子親自跟人幹仗要好得多，讓天啟沒有料到的是這聖學院跟都察院都衝自己來了，就好比一個觀眾正準備看一場決鬥表演時，突然發現選手和裁判都怒氣衝衝地突然向自己衝了過來，其中的驚詫那是不用說的了。

天啟仔細看了看劉宗周、高攀龍等人的奏章，上面充滿了對商人的不屑和對天啟抬高商人地位的不滿。說什麼農民出勞力工匠用智力，商人只會投機取巧是寄生蟲，讓他們容身已經是格外開恩，現在給他們商戶地位他們應該偷笑。至於說錢莊和路商局的股份問題，讓商人參與進來是權宜之計也是商人應該對朝廷做的貢獻，時機一到就應該退還銀錢回收股份，避免這些寄生蟲子子孫孫都吸大明的血。

看完了這些人的奏章天啟才知道自己犯了個錯誤，就是沒有考慮到利益均沾這問題。其他人先不說，就說軍人、商人和官員這三個群體的比較。軍人平常時期非常清閒，最多玩刀槍玩累了騎著馬到處遊蕩閒逛，像詩中說的那樣“年年金河復玉關，朝朝馬革與刀環。”拿著國家的補貼每天騎著馬握著刀免費旅遊，多愜意的生活！一旦有戰事還能立功封爵，這樣的好事讀書人是羨慕不來的。

商人本來是老鼠一樣的存在，以前不允許坐轎子不允許穿綢緞衣服，沒有正當的商戶戶口，沒有人看得起他們。現在突然變了天，商人有了數不清的銀子，還在朝廷開的錢莊中佔有股份，而且皇帝還要給他們世襲罔替的待遇，這讓人的心理未免太有失落感了。

再看讀書人，千辛萬苦讀書，磨穿鐵硯才能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半職。既不像軍人那樣清閒還有獲得爵位的機會，也不像商人那樣能撈到切實的好處，唯一能撈的油水如火耗、孝敬、以及灰色收入都被皇帝堵死了路。不管你有什麼撈錢的手段，一招經濟審察就要了命，直接把身上撈來的油水去除得乾乾淨淨。

官員們都是讀聖賢書的，不能撈銀子那就做個安貧樂道的好人吧，至少能有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好名聲。給軍人提高待遇官員們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