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也喊不出聲，雙腳像釘在那兒一樣。這時瑪麗走過來。

“怎麼了？”她尖叫著，看到了那個死人，“他，他幹什麼了？”

我站在那兒，呆若木雞。

這兩年，死人我見得多了。可這一次不一樣。由於電子元件出故障而被擠死，由於作戰服出了問題而被凍死，或是被那些你無法理解的敵人打死，這些都算不上什麼高尚不高尚。在那種情況下，死人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在這古老的倫敦街頭，為了搶、偷那些大多數人願意給的東西而死……唉！

瑪麗拉著我的胳膊：“咱們趕快離開這兒，不然警察……”‘

她說得對，我轉身走了一步就摔在水泥路面。我看了看那不中用的腿，鮮紅的血正從小腿上的一個洞中突突地往外冒，瑪麗從外衣上撕下二條布給我包紮傷口。我覺得傷口不太大，還不至於讓我休克，可我耳鳴得厲害，頭重腳輕，眼前一片模糊。然而我還沒死，還能聽到遠處傳來警笛聲。

幸運的是那姑娘也被警察抓到。警察讓我們處於催眠狀態中，然後核對在催眠狀態中的供詞後，就讓我走了。

我和瑪麗都想去鄉下走走，散散心。可到那一看，情況更糟，到處是強盜，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村莊、農場搶劫，殺人、放火之後就逃進森林，以此謀生。

即使這樣，英國人還說他們國家是“歐洲最文明的國家”。從我們聽到的有關法國、西班牙，特別是德國的情況來看，也許他們說得對。

我和瑪麗商量後，決定縮短旅程。在真正適應這陌生的世界之前我們決不再出門。

飛船航運公司退還給我們一部分錢後，我們乘傳統航班飛回了美國。

儘管我的腿傷已基本痊癒，可在飛機上還是陣陣抽痛。近二十年來，由於槍傷病倒的人太多，他們對這種傷的治療技術大有長進。

我和瑪麗在伊利斯分手。她對鄉村的描述吸引了我，於是我們約定，我到華盛頓我媽媽那住一兩週後就去找她。

我摁響門鈴，一位陌生女人把門開啟1O厘米的一條縫，往外瞅著。

“對不起，曼德拉太太住這兒嗎？”

“哦，你一定是威廉。”她關上門，解開鎖鏈，把門敞開。

“貝思，看誰來了！”

我媽媽從廚房來到起居室，一邊用手巾擦著手：“威廉，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一言難盡。”

“坐，請坐，”那女人說，“我給你拿點飲料，回來時，你再講是怎麼回事。”

“等一下，”我媽說，“我還沒給你們介紹，威廉，這是朗達·懷爾德。朗達，這是威廉。”

“我一直期待著見到你，”她說，“貝思對我說過你所有的情況——來點冰鎮啤酒？”

“好。”這是個挺漂亮、挺招人喜歡的中年婦女。只是我從來沒見過她，我問我媽媽她是不是我們的鄰居。

“哦……還不只是鄰居。我們住在一起好長時間了，所以你回來時才有兩個臥室，要是我一個人住的話，就不用兩個臥室了。”

“可，怎麼……？”

“我沒告訴你這事是因為我不想讓你覺得是由於你回來而使她無法在這兒住。實際上，她有……”

“對。”朗達拿著啤酒進來，“我有個親戚在賓夕法尼亞，我隨時可以去那兒。”

“謝謝。”我接過啤酒，“實際上，我在這兒呆不長，我是路過這兒，去南達科他。今晚我另找地方住。”

“別，”朗達說，“我在沙發上睡。”

我有大男子思想，怎麼也得讓著她。爭論了一會，我就在沙發上坐下。

我一五一十地向她介紹了瑪麗的情況，以及途中發生的事。我本來以為我媽媽聽到我殺了人會嚇壞了，可她聽了這事後沒作任何評論。

我們天南地北地談到很晚，這時我媽媽帶上保鏢上班去了。

我媽媽和這女人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事攪得我一晚上不安寧。我決定等媽媽一上班，就問個明白。

“朗達，”我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不知如何開口，“你，你和我媽媽是什麼關係？”

她大口地喝了口啤酒。“好朋友，”她用一種既無可奈何又帶有挑釁意思的眼光盯著我，“非常好的朋友，有時是情人。”

我頓時覺得大腦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我媽媽會……

“聽著點，”她接著說，“你的思想還停留在90年代。”

她走過來，抓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