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今年出版的還有短篇小說選集、散文集、雜文集，30年代寫的中篇小說《母親》和《韋護》；四川人民出版社將出版抗戰前後寫的短文《到前線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從事一部擱筆中斷了二十多年的長篇小說的寫作。

1980年元月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魏巍：序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想，延安時期與丁玲並肩戰鬥過的老文藝戰士看到這本書，也一定會和我一樣，感到高興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況，一般人所知不詳。過去，我怕觸及她的傷痛，也沒有多問過她，並且一直想當然地認為她是被髮配到北大荒的。後來我才得知，是她主動要求去的。笑楓同志撰寫的這本書中又告訴我們：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過五年的艱苦生活之後，作協黨組和###的負責人曾想讓她回來，並且說可以發調令，但她卻表示，願意繼續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無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認為，她的這個決定很不一般，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沒有非凡的勇氣，是不可能採取這個行動的。而這個勇氣則來源於她對黨的信念和一貫的文藝思想；革命作家必須與群眾相結合。丁玲當時認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時，但被劃了“右派”，沒有人敢接近自己，這樣就會形成與人民群眾的隔離，而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對自己說：“不必猶豫了。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到暴風雨中，到人群裡面去，到火熱的勞動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這就是她當時的想法。

自然，丁玲這次下去，和過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歲，已經年老體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話說，這次是像林沖一樣臉上“刺了字”的。丁玲說：“過去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作家，是一個靠近中央靠近首長的上層人物，我下去時，一層一層的大小幹部總要歡迎我。請我講話，問我要什麼材料，向我彙報。我的勞動也很簡單，無非是做做樣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沒有滿身病痛。那時人們對我鼓掌、含笑，圍著我的汽車。看大作家下來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樣了，頭上有一頂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們雖然同樣圍著看我，卻像是看猴戲一樣，只是覺得新鮮奇怪罷了。”只要意識到這種天壤之別，我們就會想到，她面臨的這場考驗是多麼嚴峻，她面前的歷程是多麼艱辛！

然而，在這場長達20年的考驗中，丁玲終於走過來了，而且是作為勝利者走過來的。儘管這個勝利不免伴著痛苦和眼淚。“我要在幾乎沒有任何光明的處境裡開闊出一條光明的路來”，丁玲曾這樣鼓勵自己，她完全做到了這一點，以一個勇士的姿態做到了這一點。

這二十年，丁玲是怎樣熬過來的，為什麼能夠熬過來呢？歸根結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終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她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經得起委屈的考驗”。“誰一見我都說這是個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內心始終認為自己還是個共產黨員，我要以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她還說，“在那###的日子裡，我是飽經磨難。好心人對我說：你死了吧，這日子怎麼過？我回答：什麼日子我都能過，我是共產黨員，我對黨不失去希望。我會回來的，黨一定會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爛，希望的火花，永遠不滅。”我確信，丁玲正是依靠這堅強的信念才衝破一道道險關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時我在抗大學習，才18歲，正是人們說的“紅小鬼”。因為喜歡詩歌，我經常到柯仲平同志那裡去，就在那裡見到過丁玲，但丁玲同志並不認識我。日本投降後，丁玲同志來到晉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裡遇到過她。直到解放以後，我才與她有些接觸。她的作品，我以前斷斷續續地讀過一些，但那時年輕，理解得很粗淺。因此，雖然丁玲同志一向熱情地鼓勵我，但我卻對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輕，腦子簡單，這樣，我也參加過作家協會批判她的###，也做過錯誤的發言。現在回想起來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內心中是有懷疑的。因為1955年她已經作為“反黨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鳴大放，她根本沒有參加，沒有任何言論，這時的批判，只是把老問題又拿出來升了一下級而已。我記得，那時丁玲同志一開始就有不祥的預感，她曾在會上說，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結果還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後這顆懷疑的種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