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家了，住了十多天，寫了一篇《黑姑娘》。寫出來以後，我就像學生交卷子給老師一樣，懷著忐忑的心情把《黑姑娘》交給丁玲看。丁玲看過之後說：“這就對了，你又回到你原來的道路上去了。”就是這麼一件事，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

丁玲對我如此關懷、愛護、培養、教育，但是在1957年，我也表態和她劃清界線，也跟別人一樣去批判她，這對我來說是一生中的一大汙點。1955年的時候，丁玲成了反黨集團的頭頭，我不知道。當時，省委告訴我，說###通知我到北京開會。我問，“開什麼會呀？”我們的文教書記告訴我：“通知裡沒說開什麼會，聽人說，丁玲要受處分了。你到北京去，要看情況，不要亂講話，我先給你打個招呼。”我一聽，很不相信：暗忖“丁玲怎麼會出問題呢？”一到北京，我就同往常一樣去看丁玲，還帶個朋友同往。一進丁玲的家門，丁玲就滿臉笑容地和我打招呼，她說：“陳登科你來了。”我說：“我是來開會的。”她說：“你們就是開我的會呀。”我說：“開你什麼會呀？”她說：“哎呀，你明天就知道啦，他們說我反黨。”我一聽急了，氣沖沖地說：“誰說你反黨，你怎麼會反黨呢？”此時，陳明出來打岔：“別談啦，別談啦，來，來，來，吃飯，吃飯。”晚上，我們吃過飯才走。

永不消逝的活力（4）

第二天，會議一開始，就宣佈要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當時，把我弄糊塗了。那次，有的人在臺上批評丁玲提倡的“一本書主義”，等等。我在臺下想，怎麼冒出個“一本書主義”？我在文講所學習三年怎麼沒聽說過，丁玲也沒對我講過什麼“一本書主義”。到了1957年，又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到文學講習所（鼓樓東大街103號）去，集中了一個多月，要我們檢討，要我們和丁玲劃清界線。那時候檢討，我和徐光耀都是重點。所謂“檢討”就是上綱上線，把對方和自己，都臭罵一通。我檢討一次，兩次，終於獲得成功啦。為什麼說成功呢？因為把我的檢討公開發表了，一公開發表，我就知道檢討過關了。我的檢討發表以後，我就回到省裡，省裡說，你的檢討我們看了，檢討過就行了，我們就不再追究啦。可徐光耀就不行了，他的檢討沒被透過，人家不同意發表，回去後他就被劃成右派，我沒被劃上。我那個檢討是違心的，我不承認丁玲反黨，也不認為丁玲是個右派分子。但是，當時，我必須表這個態，必須和她劃清界線。所以，這次我來這裡開會，我就在想著一個問題，廈門大學開這個會議，原是我們文藝界拔亂反正應該做的一件事，但文藝界沒做，廈門大學做了。作為會議的參加者，作為丁玲的學生，我非常感謝廈門大學。我認為，從她的作品一直到她的為人，也有一個拔亂反正的問題，也應該有一個公正的評價。我認為，對一個人的看法，不能以人廢言或者以言廢人，我認為，對丁玲的作品也應該有一個公正的評價，看待一個人應該全面。我想，研究她的作品，應該研究她同黨的關係，就是要看一看她的《三八節有感》到《“七一”有感》，兩者相距約40年。在這40年當中，她經過褒，也遭到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被打成右派後就到北大荒去勞動，“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關進秦城監獄。我沒當過右派，但是我知道監獄的生活，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坐過五年監獄，所以我知道監獄的生活是怎麼回事。今天在座的恐怕也有當過右派的，知道當年右派過的是什麼生活。當年一被戴上“右派”這個帽子，一見到人，尤其是見到熟人，就要把頭低下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極少數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這個是“反革命”，那個是“特務”，彼此彼此，大家見了面就互相點一下頭。此時“反革命”多了，就不以為奇了。在1957年，若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上了，那個滋味，那種精神折磨是很難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而丁玲一戴就是20多年，受了這麼長時間的折磨，這麼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她對黨的感情並沒有變，她始終把黨當做自己的母親，她的這種感情是經歷過幾十年的嚴峻考驗的。

劉真：1956年，她被錯打成了“反黨集團”黑頭目以後，我去看望她，她像沒事一樣，給我講了安徒生童話中的“醜小鴨”。多少年後我才明白，儘管別人冤枉她，她一定還會飛起來，不管有多少磨難，她是打不倒的。沒有想到，她的道路是如此的艱險，1957年她又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時期又被關進了監獄好幾年。我十分想念她，掛念她，不斷地打聽她的訊息。在深沉的懷念和掛念中，一過就是二十多年。

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