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會生活中穩定和不變的東西，其結果就是給人以一種靜態社會的印象。然而，19世紀的社會沒有什麼東西是靜態的，即使是在最邊遠的農村地區也是如此。社會持續地處於動盪之中，既影響到了公眾和私人之間的界限，也影響到了生活、感覺、戀愛以及死亡的方式。

確定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凝結因素在發揮作用：法律，機構，語言，差異的壓路機——學校，媒介，以及在全國傳播“巴黎時尚”的消費專案。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樣多，對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男人們和其他事物在巴黎與外省間往來穿梭，這種迴圈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趨於標準化。

然而，對這種標準化的抵抗也是令人驚異地頑強。按照歐仁？韋貝爾的話，這種情況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個人私密繼續存在著、變化著，而這些人們幾乎難得偶爾一瞥的秘密與私密，正是我們現在所要努力理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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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家庭透過生生不息的血緣、財富、情感、秘密和記憶來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現。

分散的家庭主要透過寫信來聯絡感情。郵政服務水平的提高使通訊變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紀後半葉，鐵路的建造和其他技術的進步使這一時期變成了紙張主宰的世紀。經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訊息”成了一個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寫信專家”喬治？桑德的要求從巴黎寄出的一些“黃｜色和藍色的信紙很難看，但是卻很時髦”。她每次收到信後總要透過信封上的郵戳來比較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郵遞員不僅要對信件進行分類，還要保證這些信件及時送到——火車站的大鐘就是他們判斷時間的依據。因此郵遞員成了人們期望隨時拜訪的最尊貴客人。

對於在外地上學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們每週能給家裡寫一封家書。當甜甜蜜蜜的小兩口短暫地分離後，他們每隔兩三天就要寫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還有一些遠方親戚，人們就根據關係的親密程度互通訊息。新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機，往往會在這個時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狀況，還要對過去一年中家人和親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結婚、疾病以及升學等問題進行一個簡單的總結。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內容，可以說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羅琳？舒塔爾—利奧萊特已經對索米爾一個布林茹瓦的家庭成員寫於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進行了認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他發現這個家庭成員基本上不能在信裡提到錢、死亡和性。他們確實也在信中談到了疾病，甚至具體的生活細節，當然還有孩子。而其他家庭關注的則是另外一些問題，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較痴迷於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親與女兒之間的通訊一般只寫她們的第一個名——艾米莉和瑪莎，她們在錢和身體這些事情上總有聊不完的話題；她們談論疾病與痛苦，但也談論一些讓我們都驚詫的比較下流的話題，適當與不適當的界限總是相對的。

信件並非總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說的是在公開與隱私、社會與個人之間“妥協的象徵”。

家庭信件的讀者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家庭的所有成員；它會從一個人傳到下一個人，而每過一道手就要經過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沒有秘密和隱私可言。我在這裡所說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豐富的人寫的信，而有些人寫信是因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透過寫信來發洩自己內心的鬱悶。我想許多女性同喬治和她在庫溫特昂格萊斯的朋友一樣都體驗過“寫作的強烈慾望”。他們並不是為公眾而寫，而是帶著一種極其強烈的復仇心態，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費數小時在做這項工作。男人們也繼續磨練他們的寫作能力，儘管在20世紀他們的想法已轉向技術和手工藝並且疏離了寫作。

兩性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城鄉之間的差異那麼大。在一些城市裡，窮人主要依靠專門的寫信人幫他們寫信，而這些寫信人的觀點往往會很自然地潛入他替別人寫的信中。而在鄉村，訊息是透過“口信”的形式來傳播的，而不用信。當泥瓦匠返回克勒茲河家鄉時，一個節日般的盛典將銘記這一盛大時刻；他們通宵達旦地講述在城裡的奇遇。1900年以後，明信片作為一種新型的資訊傳遞工具流行起來。默倫有一個五口之家——父親是一個園林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三個女兒在辦公室上班，他們在1904年至1914年之間一共寄出一千多張明信片。資訊交流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