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我從外向內，由淺入深，貓著身子慢慢抽。抽得越來越多，我的活動空間就越大。當我的活動空間擴大到約四平方米的時候，我抽出來的枯枝就裝滿了一大擔，至少可供母親燒兩天。我一連抽了六、七天，才使我的活動空間擴大到一間房子大。

因為這個活動空間的枯枝都讓我抽光了，上層厚厚的活枝條失去支撐，就耷拉著腦袋垂下來。

下層的枯枝抽走了，使空氣更加流通了，這樣就促進了上層活枝的加速生長。過不了兩年，下層又會出現新的枯枝和落葉。

這麼大的一個綠色長城，它下面的枯枝讓我抽一遍，恐怕一年還抽不完，何況它還在不斷地生長呢？

母親省吃儉用，精打細算，細水長流早已成了習慣。她想繼父家唯一的固定收入就是一年二擔五斗租谷，五個人即使省著吃，也只能吃二個月，還要用錢給繼父治病，還要吃營養。繼父開蒙館賺學費不是固定的，上半年學生多，收入就多，下半年學生少，收入就少，如果招不到學生，就沒有一點收入。但五個人吃飯卻是固定的，一日三餐，一餐也不能少。於是母親把趙坪鋪的生活習慣帶來了，半年作一次“預算”：繼父的收入多，就每天兩稀一干，外加“瓜菜代”；如果繼父的收入小，就一日三餐都是“稀”，外加“瓜菜代”。但不管生活怎麼苦，不能苦病人，給繼父治病和補充營養總是不變的。母親每天都要給繼父吃兩個“煨雞蛋”，每餐吃稀粥或米粉糊的時候，就用砂罐做飯給繼父個人吃。

由於母親搭配得好和高明的烹調技術，我每天都吃得津津有味。但繼父的兒女不習慣，我看見他們有時把摻雜在米粉中的蘿蔔葉子選出去丟掉。

有一次，不知是誰把繼父罐子裡的飯偷吃了。母親息事寧人，說“是自己忘記煮了”，再加米重做，才把繼父騙過去了。

果然不出母親所料，1947年下半年有三個學生，因為出不起五斗谷學費，不讀了。剩下五個學生不好開班。但是離高橋屋三里路的白谷嶺、新高橋卻有七、八個學生願意讀，但嫌路遠，不願到高橋屋來，但願意提供兩間住房和教書的廳屋，要繼父到白谷嶺去辦班。於是1947年七、八月間舉家搬遷到白谷嶺。為了減少家裡一張吃飯的口，繼父同意對方娶媳婦的要求，把友妹姬提前出嫁到了“菏苞頭”，那時她十六虛歲。

白谷嶺借住的屋不漏水了，教書是一間大正廳屋，相對來說，條件比自家好了。繼父招了14個學生，但學習程度參差不齊，只有六個是初入校的蒙生，其他的八個有讀過一年書的，也有讀過兩年書的。初入校的只讀“三字經”，讀一年和兩年的就要選學“增廣賢文”或者“論語”。那時候教書是因材施教，一個一個教，一個一個點，所以工作量較前大多了。

到白谷嶺以後，母親不養豬了，但多養了一些雞，給繼父補身體。但繼父的病時好時壞，母親全心身地侍候他吃藥治病和飲食起居。

不養豬了，我省得了扯豬草，柴也少燒了許多。於是我就下田撿“禾秈”（即稻穗）。

八、九月間正是農民收穫水稻的季節。每天天不亮，我還睡在床上，就聽到四面八方的田壠裡傳來“咚、咚－－咚”的打禾聲，聲音粗獷而沉悶，此起彼伏，有點像大年初一早上“放開門響”。這時母親就推我起床去撿禾秈。1947年我撿禾秈撿了五、六鬥谷。繼父對母親說：“星倈己這兩年在我家吃了不少苦，撿禾秈的穀子歸星倈已個人，讓他將來回趙坪鋪成家立業做本錢。”

到1948年8月，繼父的病越來越重，開始吐血了。母親要他不要招生了，於是重新搬回高橋屋自己家居住。母親仍然全身心地侍候他治病吃藥和飲食起居，直至10月去世。

繼父在治病期間和辦喪事，把這一年多教書積存下來的穀子和我撿禾秈的穀子都吃光、花光了。只剩下當年（48年）的二擔五斗租谷還沒有收上來，以及我48年撿禾秈的穀子因還沒有曬出來，還沒有花掉之外，其餘已是家徒四壁了。

母親把繼父家的叔侄兄長請攏來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把吉橋倈已交給他的伯父撫養和監護，每年的二擔五斗租谷由撫養和監護人收。等他長大成人之後，再交由他自己管理。我先年撿禾秈的穀子吃掉了，根據死者的承諾應該還我。但死者的兒子年幼無力償還，只好暫時欠下，而今年（即48年）撿禾秈得的穀子，無論多少，應歸星倈己所有，並有權自行處理。

大家對母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們回趙坪鋪的那天，由他兩個侄兒送我們，一個幫我挑著八斗多禾秈谷，另一個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