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發現其中一盒哈伯因的盒子裡沒有藥，一氣之下就找到醫院來了。我開啟他扔在桌上的塑膠袋，仔細核對著裡面的物品，一共兩盒哈伯因，兩盒奧勃蘭，一本門診病歷和一張昨天的門診處方，藥品品種、盒數與處方及病歷一致，開啟哈伯因藥盒，果然有一盒空空如也。“空盒分量輕很多，出視窗時不應該發現不了呀”，我思忖著，繼續開啟奧勃蘭藥盒，一看藥品錫箔，我立即恍然大悟：這個盒子裡竟然混裝著一板哈伯因！因為兩種藥品在藥片外觀和包裝上比較相似，老年人搞混淆是很有可能的。問題根源找到了，我費了一番口舌解釋給老人聽，他將信將疑地把藥品反反覆覆看了好幾次，最後終於確定是自己弄錯了，頓時尷尬起來，喃喃地說孩子們都不在身邊，老伴又長年生病，只能靠保姆照顧著，昨天是保姆給老伴喂的藥，可能是保姆把藥給裝混了，末了又連聲地說對不起你們了，都怪自己沒認真檢查。看他歉疚的樣子，我反倒有些不忍，又連忙寬慰了他幾句。

送老人出去，望著他離去的略微有點佝僂的背影，我心裡五味雜陳；慶幸的是老人在發現藥盒空了以後第一時間想到要找醫院“討個說法”，從而避免了稀裡糊塗地給老伴吃錯藥的可能！但同時又忍不住想到像他這樣的老人，原本也是通情達理、心地善良的人，但為什麼僅僅因為“空盒”就認定是醫院“坑人”、藥房工作人員“缺德”了呢？難道醫院、醫務工作者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竟如此不堪，以至於病人從踏進醫院的第一時刻起就開始處處設防，戰戰兢兢，甚至神經過敏！而醫務人員面對疑慮重重的病人也恨不能通通以“刁民”視之，時刻如臨大敵，如履薄冰，生怕稍有不慎便會招致醫療糾紛！醫患雙方如此戒備重重，還剩下多少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彼此真正的敵人——疾病！在這個諮訊空前發達，任何一個醫療事件都可能在一夜之間以各色版本被傳播得家喻戶曉的時代，醫務工作者和患者多麼需要動用更多的人類智慧與良知去甄別事實真相，克服“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視覺侷限，艱難重拾彼此之間的信任！

終於走出醫院大門坐上了去女兒學校的公交車，幼兒園的活動是趕不上了，我得爭取在第一時間將她從學校接出來，也算是對她做了一個小小的補償吧。一想到渴望被父母關注的女兒滿懷著的希望今天又一次落空，稚嫩敏感的她不得不品嚐這失落寂寞的滋味，我感到深深的內疚與自責。當面對女兒時，我該怎樣解釋今天的食言？以一貫的理由說：“寶貝，媽媽太忙”並鼓勵她要更加“勇敢”嗎？想到這裡，我不禁有些心酸，眼睛裡已是霧濛濛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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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青黴素

我是一個發了30年藥的藥師，在住院藥房，各種藥放在什麼地方，我閉著眼睛都能找到，每種藥物的適應證、用法用量、不良反應、禁忌證幾乎倒背如流，但出於對病人負責，我每次都要核對，每次核對都是一次複習。

30年如一日，難免有點乏味，直到有一天一個女孩走入我的視線，讓我意識到應有一些改變。

2003年7月19日晚7∶40，我完成例行的工作，等著同事來換班，想著8∶00後做點什麼，突然一陣急促的話音打斷了我的思路。

“醫生，我哥剛做完心臟手術，要用青黴素和肝素，賬戶上沒錢了，醫生讓我自己想辦法，這兒能買嗎？”一個很清脆的聲音傳來，說話的女孩看起來20歲左右。

“你有處方嗎？”我問。

“沒有。”她回答。

“對不起，沒有處方不能拿藥。”我說。

女孩後退了幾步，快速地蹲下去，又快速地站起來，轉身急匆匆地走了。

她這一連串的動作讓我很奇怪，交好班，我心裡還是放不下那個女孩，按她的描述，我推測她哥哥是心內科的病人，剛結束手術，應該是在CTU，我不由自主地向CTU走去。

趁值班醫生空閒，向她詢問這個女孩，她對這個女孩也印象深刻，“小孩兒，挺不容易的。門口病床的病人就是她哥哥。”我透過門上的玻璃向裡張望，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夥子，表情有點疲憊，閉目躺著，病床前一個男人陪床，看起來是父親。

這時又是一陣急匆匆的腳步，回頭看，是那女孩，她低聲和值班醫生說著話，聽不清，但看錶情應該還是關於術後用藥，這時警示燈亮起，值班醫生走開了。

我和女孩打招呼，女孩勉強擠了個微笑回應我。我問：“藥的事解決了嗎？”她愣了一下，然後說：“沒有，賬上欠了1800多元，我現在只有500元，又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