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我看一個女生的畫，很有莫迪裡阿尼的味道，一根線條可以輕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歡她畫裡“水汪汪的勁兒”。這姑娘叫吳雯，想考陳的研究生，考了兩年，第一年政治、英語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語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陳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倫敦城市大學藝術系錄取。我們越洋採訪她，她說：“我來了倫敦就去馬克思墓園看過，馬克思現在給我的感覺，跟政治書裡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丹青其他的學生都不再考了，他說：“我接觸最多的情況不是質疑、反抗、叫罵，而是──這是讓我最難過的──所有人都認了。”

“怎麼叫‘認了’？”我問他。他笑了一下：“我現在隨便到馬路上拉一個人來，你見到這個人，就知道他認了，從很深處認了。”

編完這期節目，老郝去游泳，說光靠目測泳池的濁度就超了標，她一扭身出來，找到前臺。人家是老國企了：“我們這兒，只要進去就不退錢的。”

“找你們館長來。”

“這兩天機器壞了，正在修……”

“機器壞了你們還放這麼多人進去？”

“把你的錢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機撥通了114：“喂，請問海淀區防疫站的監督電話？”……晚上還寫了部落格公開此事，寫到“找你們館長來”，還問讀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麼？”

我樂了，因為老範在底下跟了個貼——“我能”。

我們這種多年壓抑後激發出來的維權意識可能過狠了一點兒。有一天，張潔興致上來說要軍訓。大家去找他，說都這麼大歲數了，能不能不軍訓，搞點拓展也成啊。張潔是個一直對下屬比較民主的領導，也是一個無敵大好人，大概這次我和老郝太不講究方式方法了，領導有點下不來臺，問有幾個人像她倆這麼想，在場的人都舉手。

他說：“就沒人贊成軍訓麼？那個誰，你進來，你說。”那個誰把腳尖一踢，繃在空中：“我就喜歡在太陽底下流汗的感覺。”領導擰身出門，把門一摔：“就這麼定了，訓練的就是服從。”

兩天後，一群成年人穿著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陽底下練向左向右轉，我扎著一塊鮮紅的頭巾，老郝在槍上別朵野花，我倆吊兒郎當地站著，把軍體拳打得妖風四起。半夜還要拉練，讓把被子打成豆腐塊背在身上，我這輩子也沒這麼疊過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後一堆，心一橫等著來檢查。

連長來了：“怎麼沒疊？”

我說：“不會。”

對方沒不高興，反倒樂了：“我給你疊。”

我不好意思了，覺得自己孩子氣。張潔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歡那種整整齊齊的理想主義朝氣，也只有他能容許我們以這樣的方式表達不滿。但我還是忍不住寫了篇文章，寫美國有個新聞人克朗凱特，小的時候剛轉學到一個學校。老師問：“二乘二等於幾？”“四。”他很積極，第一次舉手回答。

“不對。應該答什麼？”

“四。”他肯定自己是對的。

“過來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想想正確答案。”女教師說。

他站在那裡，穿著母親為他準備的最好的衣服，面對著還沒有認識的正在竊笑的同學們，試圖忍住淚水。

下課鈴聲響了，教師問：“現在，你想出答案來了？”他承認沒有。

她啟發他：“應該這樣回答：‘四，夫人。’”克朗凱特在七十年之後寫道：“直到後來，這種特性才在我身上強烈地顯露出來：我厭惡哪怕是最輕微的兵營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這種獨立的迫切性，促使許多人選擇了新聞業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發採訪全國牙防組被訴一事。

李剛是提起訴訟的律師，他調查發現牙防組沒有法定意義上的認證資格，卻為牙膏企業提供認證，起訴一年多，未果。他曾經懷疑這會像之前他提起“進津費”、“進滬費”等訴訟一樣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師陳江以同樣理由在上海提起訴訟，他稱之為聲援。於是媒體再一次掀起報道熱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蹤，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國牙防組召開新聞釋出會，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二〇〇七年，全國牙防組被衛生部撤銷。

李剛說他非常意外：“不在預期當中。”

“為什麼？”

他說：“因為老百姓在向強力機構發出疑問的時候，已經習慣了沒有回應。”但這次不同，如果沒有結果，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