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

戰爭結束四十年後，《朝日新聞》徵集這些信件，很多人寫信給他們希望停止，“我們正在極力將過去忘掉”，“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

《朝日新聞》的編輯說：“一個人忘掉過去可能有自我淨化的作用，但一個國家的歷史就不同了，儘量掩蓋，假裝這類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難道我們民族的良知沒有損害麼？”

出版這本書的是美國人。“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這些現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會公民，怎麼會像野獸一樣行事？再看看我的國家，我自己那些總體上可稱為良善之輩的美國同胞，又怎麼與那些人——他們轟炸越南村莊，在驚懼中殘殺朝鮮難民——扯在一起？人們又怎麼能將那些聰明、好客、有著豐富想象力的中國人，與‘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們聯絡起來？”

他說：“這些應該是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為什麼會落人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

對歷史說真話，就是對現實說真話。

這本書的最後，收錄了一封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小林範子的信。

“記得學校課本里是這樣講的：‘美國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戰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特攻隊年輕計程車兵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戰爭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再也不要發動戰爭。’但為什麼是我們，而不是發動戰爭的人在反省？我在閱讀了這個專欄之後，不再坐在教室裡被動地接受別人灌輸給我的東西了，而是主動地去了解。你們這些真正瞭解戰爭的人，請多告訴我們一些，你們有責任把你們知道的告訴我們，就像我們有責任去知道它，這樣，一代接一代，到我們向後代講述的時候，我們才確信自己能擔起這個責任。”

錢鋼日後去了香港，不再做新聞，轉向歷史，埋頭髮掘故紙堆裡的事，寫了一本書，託人帶給我一本。

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寫當年的《大公報》在國民黨治下，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立世，一紙風行。

恪守這八個字極不易，報紙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數百萬人的大災荒觸怒蔣介石，曾被罰停刊三日，記者被捕。抗戰時報館被敵機炸燬後，把印刷機搬進山洞裡出報，困窘中仍然拒絕政府資助，被迫到鄉間收購手工紙，印刷質量令讀者忍無可忍，投書批評。報社頭版頭條刊發《緊縮發行啟事》道歉。寫到此處，錢鋼筆端有濃得要滴下來的感情：“誰聽過一家媒體對讀者有這樣的懇求？‘一，將閱讀之報轉贈親友閱讀；二，迄今為止單獨訂閱者，在可能情況下約集若干人聯合訂閱’……”

重壓常致人屈從或憤懣，但《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說大時代中的中國記者，要秉持公心與誠意，“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

他說，“不願陷於盲。”

錢鋼這本書叫作《舊聞記者》，他離群而去，在港大圖書館裡裹著厚大衣，閱讀數以萬計的微縮膠捲，寫下六十年前舊報紙裡的往事。他寫道：“研究新聞史的後人，會因為不是在報紙和電訊稿上，而是在歷史讀物上發現某些記者的名字而不無惋嘆，但他們終將意會的是，當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歷史的尋常，這也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他似乎心有旁騖，‘改道’別出，但他根本未曾離開一名真正記者的信條。”

錢老師送這本書給我，我明白他當年讓我讀歷史的原因：“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第十三章　事實就是如此

二〇〇七年，陝西農民周正龍稱自己在一處山崖旁，拍到了野生華南虎，陝西省林業廳召開新聞釋出會展示這些老虎照片，宣佈已滅絕二十年的華南虎再現。

外界質疑很多，一些人覺得照片上褐紅色老虎太假，一動不動，兩眼圓瞪，呆呆地頂著大葉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沒有定論。

我們開會，討論做不做此事。

有人說：“一張小破照片兒，有勁麼？做什麼呀？……找個第二落點吧。”第二落點，這是陳虻同志的常用語，意思是比別人高一個臺階想問題。我也犯愁：“找什麼落點呀？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利益鏈條？……”

開完會第二天，老郝說，麻煩了，南院裡不管碰見誰，都問：“聽說你們要去做華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點多漂亮，根本就繞不過去人的疑問：“真的，還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