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沒頭沒腦，我也不知怎麼搭腔。

他說剛才在講課，有個人問他：“我們這工作，如果只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跟著他走，我們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沒有意義啊？”

他生氣了：“他活著，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達思想的一個道具，他活著才沒有意義呢。別在生活裡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裡發生的東西。”

他說：“別瞧不上服務這兩個字，描述複雜比評論簡單難多了。”

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時，曾與《朝日新聞》的人討論如何寫評論，對方說：“現在早過了我提供觀點讓別人讀的年代，我們只提供資訊，讓人們自己作是非對錯的判斷。”

我找到一本書，是《朝日新聞》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徵集的讀者來信，記錄普通國民對於二戰的回憶。

第一封信是六十六歲的熊田雅男寫的，“有人質問，當初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作出的決定’不抱懷疑。”當時還是少女的羽田廣子說：“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農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樣的少女賣身，讓我心痛不已。列強在離本國很遙遠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還有國際包圍圈的壓力，讓我這個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誰，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

一九三八年，孩子們都要學習武士道，年滿七歲，就要穿著黑色制服，背誦當時的兒歌“和大哥哥並肩坐，我今天上學堂感謝士兵，感謝士兵，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向被放在大門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禮。歷史課和德育課根據天皇的《教育敕語》，“忠誠是最高的美德”。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古澤敦郎在信中回憶說：“市禮堂的柔道拳擊對抗賽，日本人與美國人對抗，從頭到尾，觀眾興奮不已，給柔道選手鼓勁，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勝時，全場歡呼之聲鼎沸，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的戰鬥場面，我軍佔領敵方的地盤，升起太陽旗，觀眾使勁鼓掌。”

他說：“從小，我們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了就要當兵，沒有任何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巖浪安男仍然認為：“為了我國的安定，必須絕對保證我國在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利益，如與英美妥協，等於將我國的未來聽任他們的安排。”

他說：“我是被這樣教導的，我也相信這一點。”

那麼，知識分子去了什麼地方？那些本來應該發出聲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軍人侵華北日漸深人時，東京大學的校長和理學院的教授曾反對日語對華教學計劃，“不要再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隨著‘跟上形勢’‘整肅學風’的聲音，自由派教授一個個被解職，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頒佈。警察面對“煽動”或是“不敬”，可以以極大的權力處置。一開始是不宣佈對軍隊與政府不利的訊息，後來發展為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訊息要大力宣傳。那些敢於堅持獨立性、發出不同聲音的報業成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襲擊《朝日新聞》，砸毀辦公室，記者因批評政府被騷擾和逮捕。

之後，大眾傳媒上盛行的，是有獎徵集軍歌，和“為飛機捐款”的新聞。

反對戰爭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國民”。

在七十四歲的稻永仁的信裡，他記錄一個當年的小學教師，因為這個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為現役兵扔進軍隊，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帶著對知識分子的反感，因為他是思想犯，非國民，軍隊會默許對這個人的半公開的暴力行為”。

“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接著鐵拳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嘴的牙都東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的疼。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的軍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毆打臀部時，老兵讓新兵‘間隔一字排開’，從頭打，打過一輪，解散，把他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兵齡的新兵也發瘋似的對他揮舞棍棒。

“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是國境線，有計程車兵自殺了，有些人逃跑了，衛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上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裡——但是，戰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看著和平和民主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說：“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爭結束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