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處。我就是不能幹太多的活。一個人啊，得有點看閒書的時間。怎麼說呢，工作也是佔了我大部分的時間，也許生活佔的時間很短，娛樂佔的時間很短，但是它在我心裡的天平上比工作更重。劉春就說，你為什麼就能做《文濤拍案》呢？其實就跟你是這種人很有關係。因為你不是那些新聞部的記者，那些新聞部的記者心靈已經疲憊，他整天看這些東西，恰恰是因為你不懂，赤子之心，你整天風花雪月，玩玩樂樂，你這種人能夠保持心靈的敏感和彈性。所以你要我看到一個慘案，我的震動是真的。就像是跑記者的人，他的眼睛飽經滄桑，他看什麼都隔了一層，他看到的是中國這樣的事太多了，恰恰是我像一個小孩一樣，我不太懂法律，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瞭解得並不多，所以我的眼睛就像兒童的眼睛一樣，就像水洗了一樣。我第一次看那事，那種大驚小怪就是我感動的來源。我說：“哎呀，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怎麼能幹出這樣的事呢！”我這種第一感動、第一觸動是因為我見得少。所以有的時候多知並不是最好的，保持少知和不知的狀態也是很好的。電視臺領導把人變成了機器，主持人就失去了靈性，走向了虛偽。他最初是很新鮮的，是很本能的，可是後來他出名了，商業機制把他弄得出境越多越好，最後沒法保證他的真誠、他的新鮮，最後流於大路貨，他的個性就泯滅了。保持個性就是要保持你做人的一貫的生活。對這一點，我們電視臺的人就更少想到了。

竇文濤（8）

我挺欽佩電視上的自己

記者：所以你覺得你能做好工作，是因為你的真，你想要竭力保持的，也是這份面對生活的真嗎？

竇文濤：對！你第一次遇見這個事情是感到悲痛，那你就用悲痛的心情去講述這個事情。但是第二次同樣的事情又出現了，說實話，你沒有第一次的悲痛感，但是你也有一種感覺，你得捕捉你內心深處的感覺，你得聽聽你內心深處的感覺，要讓你內心深處的感覺主宰你要表達的感覺。第二次你要是看了觀眾說你憤慨的感覺說得好，第二次也是憤慨地講，那你就上了套了。這就是假的。第二次你真實的感覺可能是感覺有些可笑了，那你就喜笑怒罵，這也是真實的，第二次你不會那麼憤慨地講，那你就諷刺地講。尊重自己的真實感受，這樣就是變化無方的。上升到社會責任和道德良心都非常可怕，其實腦子裡應該忘掉這些詞，越想這些詞就越不真實了。還是最本能的良知吧，用第一個念頭。第一個念頭就是人人內心的良知喚起的，這樣的東西最好，最真，最寶貴。真誠可太難了！所以有的人講修真，修一輩子修得真呀，有的時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真在哪裡。

比如說做節目的人往往很容易會出現一種被誤導，你要不要聽觀眾有意見？要，哦，做了這個事情，觀眾一片叫好聲，要聽他們的，可也不能著了這個道。腦子裡著了這個道，說：好，下次碰到另一個事情，你還是想那樣講述，但是你下次碰見另一件事再那個樣了講述就都錯了，都不是了，所以每次都要抓住自己內心深處的第一個念頭，很本能的感覺，那個感覺是人的良知，相信人人內心深處都有的良知。

我為什麼說我不是道德模範？因為我生活中不是什麼好東西。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我也和任何人一樣，我總不可能處處都按自己的良知去辦事。可是做節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空間，讓我們能夠摒棄其他的一切顧慮。

有的時候我拍案說了，可是我回去連看都不敢看。我和劉春我們合作乾的是一件什麼事？我們在尋找言論自由的界限在哪裡。我覺得這是一段非常值得紀念的歲月，兩個人，一個深知政策的分寸，他又有一種為弱勢群體、為社會力量呼籲的情懷。我又有這麼一張嘴，我們結合起來就是在探索言論的底線。幸好，還很好，因為劉春有非常豐富的經驗，這還不是傻子乾的事，這一腔正義感裡還有很多謀略、技巧、時機，以至於有的時候我做完《文濤拍案》，我連看都不看。為什麼不敢看？因為我回到我俗人的情況下，我都不敢看我能說出那樣的話。所以當時錄影的時候，心中那種氣啊，那是真生氣啊，把什麼人都說了，但是回去，嚇得要死，等著看，從星期六等到禮拜一，生怕上面下文了。自己都不敢看，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在電視上是這樣的人。所以我生怕誰把我當作正義的化身。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都欽佩電視上的我自己，那是一種瘋魔的狀態，極其像演員演戲，可是因為他承受的後果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說為什麼就是這樣一個程序。

《鏘鏘三人行》，相比之下，是對我有再造之恩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