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創作你的，你去等待知音沒問題，但是我們這是傳媒，是社會公器啊！

我開始時對劉春有點牴觸，但是我總是個講道理的人。手握社會公器，怎麼能不為人民做點事情？換句話說，小日子過得不算富裕，但已經很好了，中國還有那麼多人很苦，受冤屈，你有這個工具，就該為別人做些事情，這個於人於己都沒有壞處，而且你本身也出身貧苦，你父母親也是出身於草根階層，人不能忘本。我在說我的心理過程，主持人有無誠意，如果沒有讓我弄明白這些事情，要讓我在電視上為民請命，那就是虛偽，那就是假的，你得讓我心服口服，在商業上得到證實。原來我們以為做《文濤拍案》，說一些揭露社會黑暗的事，會不會是理想主義的做法，沒有收視率，現在看來收視是歌舞昇平。真正的收視率是一個媒體要找到真正的空間，觀眾期待鳳凰的是什麼？不是其他臺能做的。後來我們發現在商業上，在收視率上，社會責任、道德良心也大獲成功。《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無不證實這一點。追求理想並不見得是窮酸，並不見得是和市場相矛盾。

記者：曾經有媒體把你和陳曉楠評為中國最有良知的主持人。

竇文濤：不能戴這樣的帽子，這是很可怕的。直到今天我還很清醒，我不是這樣的人。說得難聽點，有些話不能公開講，我覺得我是在表演，表演良知。但是為什麼不能公開講呢？講了容易讓人誤解，表演良知，那你就是假的。其實也不是假的。就是我講的，表演的第一條就是真聽、真看、真感覺。我在生活裡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比誰的道德水平也不高，我也是貪生怕死，考慮自己第一，考慮別人第二。生活裡就是這樣的，你把我說得這樣高肯定是害了我。那是不是就是說一個小人物、一個俗人就不能利用這個工具，為他人做點事呢？我覺得也可以。比如說礦難，我至少是個有點良心的人，我不是很高深的人，但是我至少有點良心啊，我連看都不看了，劉春說發生了這個事你上網去看看，我一看，尤其是我聽到家屬說“我老公我兒子父子兩人一起埋在井底”。你原來是拒絕知道，現在一知道，這個感情也是真的。而我認為如果你不是真情真意，你就不要去說這樣的話，也不要表達得太過了。你感觸到哪個分上就表達到哪個分上。人，應該表裡合一，外表和心靈應該是透明的。我擔不起這個大帽子，社會責任、道德良心，我熬夜做完這個節目，做完了以後我根本就不會再去想它了。我有我生活的世界，我有我個人的世界。一個人可能就是在這兩個世界間遊走吧。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我還是有我個人的業餘時間。

記者：你在演播室裡真心表達你對那些人的同情的時候，做完節目你就覺得你和那些人就無關了？

竇文濤：對，那是我的工作。有些話可能說著不好聽，從根本上講，我可不是什麼道德戰士，對新聞有什麼追求，我不是這種有家國情懷的人，因為從根本上講，最大的問題是飯碗的問題。我是拿著這個飯碗吃飯，我就沒法說我是道德良知的代言人。中國有些環保主義者，比如說梁思成的兒子，那些人是，我們可不是，我們是混碗飯吃。如果說我不拿工資了，我義務地做這件事，也許你可以這樣來形容我。拿錢的你就沒臉這麼說，只能說你也只是個庸庸碌碌的一般人。但是觀眾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有這個飯碗，有這個生活，是觀眾給我的呀。我是一個擺攤賣藝的，不是一個道德衛士。這件事的本質是民眾他們掏錢給我，讓我給他們講這些話，是這麼個職業。

記者：你原來評價自己是個手藝人，現在呢，還是手藝人？

竇文濤：還是這麼個人，只不過是更明白自己的本分。過去，《鏘鏘三人行》講得更多的是我個人的一些生活感受，這些也能吸引觀眾，但我認為這個節目比較地說是一個小眾傳播、某個社會小圈子，大概是和我同聲同氣同趣的這些人關注。但是後來關注社會問題，你會發現它影響到的是更廣大的人群。在這個意義上，鳳凰也改變了我。做這些事情，很累。從一個人本能上來講，做這個事情風險很大，需要動更多的腦子，因為很容易犯錯誤，因為都是很敏感的事情。再一個非常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工作量。可是因為我對這個角色的認識，覺得做這個事對別人總是有好處的吧，那就去做。但是到今天為止，我還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所以說鳳凰改變了我，過去我兩耳不聞窗外事，現在我要學習。因為過去我並沒有和民工、礦工接觸過，對他們的疾苦不瞭解，這樣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琢磨，去感同身受，看很多資料。所以問題來臨，鳳凰要我做兩個節目，不是說我個人隨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