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弱者，這些方面是我們給予特別關注的。這次五中全會特別提出的重要問題就是從原來的先富起來到共同富裕，現在就是走共同富裕。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很大的貧富差距，特別是某些人的仇富心態越來越強，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存在的基本問題就是貧富不均所帶來的仇富心態或者說感情上極大的落差。我曾講過，現在的窮人跟我們過去的富人比，比過去的富人還富得多。像李敖說得非常坦率，中國現在關心兩個“挨”，一個是不能捱打，一個是不能捱餓。他說得很直接，現在我覺得捱餓的人已經不多了，我不相信還有八千萬。中央說還有三千萬沒有脫貧，沒有解決溫飽的問題，這也是程度的問題。但是仇富心態為什麼這麼重？這是一個心理平衡的問題，我們社會減壓的機制太差，媒體推波助瀾的原因也有。

關注弱勢群體的節目，我們更希望給精英人士看

記者：鳳凰如何定位自己的受眾群體？

劉長樂：我們一開始並沒有定位為精英文化，城市青年臺的定位強調時尚性和青春性，實際是一種大眾文化的定位。但是在以後不斷改造和不斷調整中間，使得我們的市場感覺越來越敏銳，透過對中國電視市場以及海外電視市場分析研究，我覺得我們要走另類的路線，就是要在市場定位方面瞄準三高人群，三高人群就應該用精英文化的表現形式體現。我們當時的辦法是趨向於老少皆宜、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並走的形式，在欄目上區分出來，既有《非常男女》的節目，完全走大眾化路線，包括現在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們又有很多節目是走精英文化的路子。關懷弱勢群體，並不是我們要把這個節目給弱勢群體看，我們更希望給精英人士看，引起他們的關注。因為精英人士中間有高層的官員、高階知識分子、高收入人群，之所以有這個取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落地情況導致的。因為我們市場落地情況是在沿海地區、發達地區落地的空間大，在農村包括西部落地的空間小，所以我們的定位也由我們的物質條件決定。對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考量方面，首先我們是一個大眾傳播媒體，大眾傳播媒體肯定是以大眾文化為先決條件。最近李希光又講了，什麼叫新聞媒體？什麼叫新聞？新聞媒體就是一個做新聞的商業機構，把商業化問題進一步定位。我現在覺得我們的定位是雙重性的，有兩重性。比如說鳳凰衛視資訊臺和中文臺，我覺得資訊臺走的是完全徹底的精英路線，而中文臺則不是那麼徹底。

劉長樂（3）

《時事辯論會》是在中國現有的新聞語境中一個大膽的嘗試

劉長樂：《時事辯論會》這個節目形態是正反兩方的辯論，它是多元化話語空間的具象表現，儘管它只有兩個或者三個聲音，但是它強調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強調不同，這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的媒體大部分是一個聲音，而我們強調不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運用時事辯論會的形式，讓正反兩個方面來辯論，而《時事辯論會》還有一個更大的優勢就在於它是直播的，因此我們又把《時事辯論會》和觀眾互動的部分變成網上直播，從網上直接進入，在網上可以聚集起一大批網民，他們這些人能夠參與其中，代表更多人的聲音。《時事辯論會》本身也是在中國現有的新聞環境、新聞語境中一個大膽的嘗試，它的邊緣和中國新聞語境的邊緣起碼是吻合的，當時我想了很長時間，這個節目怎麼辦；辦不辦？後來這個節目出來一段時間以後，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現在這個節目站住了，儘管受眾空間不是很大，有一定的專業性，但是這個節目是成功的，這個節目一眼就被日本　NHK　看中了，NHK　買的鳳凰整體的欄目，就只有《時事辯論會》這個節目。日本朝日電視臺的田原總一郎提出來能不能跟我們辯論，這也是一個突破，《破局之辯——中日辯論會》在中日關係史上寫下很重的一筆，因為在中日官方、民間、學者間完全沒有對話機制的情況下，首次用電視做載體進行公開辯論的就是朝日電視和鳳凰衛視。《中日辯論會》在中國和日本都播了，在日本播了以後反應非常強烈，據說小泉本人也看了，對他有很大的衝擊。中日關係的辯論在空中架起一個橋樑，什麼問題、什麼事情都可以對話，這個《時事辯論會》演變或者延伸出來產生《中日辯論會》。我當時就講這個意義是很大的，現在看來也確實是如此。對於公共的話語空間或者公共的話語平臺這一點，鳳凰試圖營造或者已經營造了，這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幾乎所有節目都利用鳳凰網或者網上對話，給公眾提供對話的平臺，甚至包括娛樂節目都是一樣，我們極端重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