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短單衣，繫上一條三尺長的腰帶，或是光頭戴著大森出產的草帽；光腳穿上木屐，咯吱咯吱地在虹口一帶滿大街溜達，這些同胞的打扮極為令人羞恥。

二十世紀30年代，除了西方人和日本人，上海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來自歐洲的猶太人。

從1933年開始，大批德國猶太人在希特勒的排擠下逃離歐洲，上海是他們的首選。

一個德國猶太人這樣說：我們一家人原來住在德國東普魯士，商店、住房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父母決定逃離德國，我們可以選擇的去處並不多。想去美國，但當時從報名到批准進入至少要等八年。那時，我們驚喜地獲悉上海沒有移民定額也無需簽證，於是我們就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下船的時候，十一歲的我驚呆了；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多長得跟我們一點都不像的人。船塢上擁擠著中國碼頭工人，來上海的時候，我們帶了水晶、花瓶、碗、床單、高檔衣服，後來我們把它們都賣掉了。很多猶太人都這麼做，買這些東西的多數是中國人，他們是出於一種同情與愛心。

一個猶太人在龍華寺門口的臺階上遇到一個賣香燭的中國老人，他訴說對歐洲親人的惦念。

老人說請接受一份香燭吧，當你在佛祖前點燃它時，就想你的兄弟；菩薩會保佑的。

猶太人說：“我們來到上海並不孤獨，中國鄰居非常友好；他們都是最窮苦的老百姓，又沒受過什麼教育，但知道我們處在艱難的困境之中非常通情達理地幫助我們！”

上海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鄰居，不管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變化，不管什麼樣的人到來，他們的生活是一成不變的。他們如螞蟻一樣忙碌不息，整日謹小慎微，但正是這樣的人，創造了從1927年到1936年中國經濟的奇蹟。

中國工業增長率達到了百分之八以上，人們稱之為“黃金十年”。

1937年，無論是普通中國人或是傲慢的歐洲人；抑或避難而來的猶太人，誰都不願意看到一場戰爭的來臨。

但在上海平靜的外表下，已湧動著不安。

上海市長俞鴻鈞曾下令將市政府的情報檔案運走，卻發現檔案竟全部失竊，替代的是一堆白紙。

而南京國民政府發給他的絕密電報也於第二日出現在日本新聞機構同盟社的參考資料中。

追查之下，俞鴻鈞發現市政府秘書王長春和自己的法文秘書耿績之都被日本人收買做了漢奸。

二十世紀30年代的上海又是一個國際間諜之都，情報體系錯綜複雜，有的人與華盛頓有染；有的人是倫敦、柏林、莫斯科、東京的間諜。

僅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構就有陸軍、海軍、東京警署、外交部、司法部、臺灣總督府、高麗總督府，他們都有獨立的機構，相互競爭。

1937年夏天，第二次淞滬戰役終於打響。

從戰略角度講，雙方各有各的目的。

中方完全採納了蔣百里將軍《國防論》裡的對日戰略觀點。

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佔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佔領的地區提高戰力。

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

第三，以空間換時間，行持久戰，透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蔣百里還說，中國民族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

1937年，蔣百里寫文章斷言，日本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忠告國民政府和國民：“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蔣百里的文章轟動一時，激勵了無數人的抗日鬥志:當然也影響了蔣委員長的戰略思想。

“七七”事變後，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

蔣委員長就是在蔣百里的戰略思想激勵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