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艾先生，我坐在他的鄰桌，貴陽的朋友說那位老人就是蹇先生。我當時覺得我和他不是相鄰而坐，而是隔了一個世紀。之前，我也在蘇州見過高曉聲，他因為寫了陳奐生成為鄉土文學的大家，我讀大學時，常讀到論者由他說到魯迅和趙樹理的論文。

或許，當一個人已經離鄉之後，見諸於文字的鄉愁無論如何濃烈都免不了蒼白，因為所有的鄉愁是從自己的內心需要而不是從故鄉出發的；故鄉只是你的詠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發地，回到你的故鄉紮根，一切的傾訴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迴。我們只存活在記憶之中，並且不斷修改自己的記憶。我根本無法貼近那裡的地面，地面上腐爛的稻草、麥秸、枯葉，只是我們記憶中的殘存物，而貼著它們的是農民的鞋底，不是我們放在客廳的皮鞋和旅遊鞋。

儘管我有這樣的意識，但我還是要從離鄉說起，因為我的八十年代是從離鄉開始的。這樣的返鄉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當時的鄉村與我，坦率說，我並無把握，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對我以前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了，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村莊幾乎也快面目全非了。

許多年以後，我在王安憶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中讀到了這樣的一段文字：

你知道這清寂的早晨，是從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過來的？多少年輕的思想通宵達旦地活躍著，在暗夜裡飛行。飛到極遠極廣闊的天地。他們嚮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麼樣的，而是要知道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他們不知道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應該是怎麼樣的，只知道應該好，好，好上加好。

這是王安憶對陳卓然、南昌一個對話場景的描述。他們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擾了他們這一代，也困擾了我們這一代以及比他們和我們更年輕的一代。——我在“不知道”和“知道”中離鄉又返鄉。

熟悉與陌生（1）

那是秋天的中午，我坐在文科樓三樓的教室裡睡意朦朧。這幢教學樓前面一邊是開闊的球場，一邊是小樹林。四季的陽光充足地照耀它，但從來沒有烘乾它的潮溼。我靠在南窗前，陽光仍然散發涼意。這個印象一直到我工作後仍然強烈。九十年代初，辦公地點從那裡搬出後，我再也沒有進過這幢樓。這幢樓好像封了，南北大門的鎖也已鏽跡斑斑。我大學時代的大部分經歷和記憶都鎖在這幢樓裡。

弟弟來信說：家裡“分田分地”很忙。在我離開村莊後的一段時間，鄉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隊”重新改為“村”，“生產隊”改為“村民小組”，“公社”字樣也逐漸從牌子上消失。在我出去讀大學的那一年，公社革命委員會的牌子沒有了，恢復為公社管理委員會，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後就開始實行的一種體制即將終結。其時，農村的變革已悄然開始。一九八三年寒假，我在鎮上看到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又改為“人民公社經濟聯合委員會”，建立了鄉人民政府。這是根據農村體制改革的精神，政社分開，黨、政、經分設。這一年的暑假後，我寫信回家，地址已經不是某某大隊，而是某某村民委員會。這一年的下半年，以原生產大隊為區劃建立了村民委員會，以生產小隊為單位建立了村民小組。　我那時的家庭地址就變成了“東臺縣時堰鄉莫莊村五組”，又過了些年，撤縣建市；又過了些年，村子合併，我們村與我以前做代課教師的那個村合併在一起，叫做“茂富村”。茂富，這是個至今都讓我不愉快、不舒服、也不適應的村名，在那裡生活的人們多數人似乎也和我感覺一樣。據說合併時究竟用什麼村名，兩邊相持不下，最終由上級一位領導敲定了這個頗具時代特徵的名字。

這實在是一個太大的變化。我是在那個大集體中長大的，現在，大集體沒有了，原先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隨之變化。村莊的種種面貌並不是在取名為“茂富”後改變的，在我離開之前，鄉村社會其實已悄然變動，但村莊的歷史以及它的表現則或明或暗地散佈在各個角落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我還是先簡筆勾勒一下這座村莊的地圖。我在自己未刊的長篇小說中曾經詳細地說過村莊的地理，這裡只能簡單點了。在我們那兒，“村”和“莊”是區別開來的，“莊”是一個行政村的中心，莊以外的地方就是“舍”和農田。以前，比較殷實的人家住在莊上，住在舍上的多半是困難人家，莊上幾乎是瓦房，舍上幾乎是草房，即便是解放以後許多年也還是這樣。因此，莊，是一個村的政治、經濟、商業和文化中心。這些年來，以草房為主的舍差不多都翻新了，再也沒有我小時候見到的那種草房子，而且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