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去過他那兒？”

“沒有！”她幾乎是用斬釘截鐵的語氣回答。

“那有沒見過其他人找過小男一雄呢？”李銳問。

謝小芬似乎是猶豫了一下，但是仍用肯定的語氣回答：“沒有。”

……

離開謝小芬的家時，我的心情不是十分愉快，雖然在破案的線索上有些小的收穫，但謝小芬的家庭卻讓我感到壓抑。這樣一個家庭，在經濟和精神的重壓下，不知能夠支撐多久。走過那少年身邊時，他好像沒看見我們一樣，坐在地上，一塊一塊地往池塘裡扔石頭，碧綠的水面留下一個連著一個不斷擴散開去的圓形漣猗……

三

原來計劃在寧港鎮派出所吃午飯的，但接到遊局的電話，要我下午陪同從日本大使館來的人到縣人民醫院的停屍房驗看小男一雄的屍體。所以，在寧港鎮派出所我們沒有停留，就匆匆往縣城裡趕。

上車前，毛所長一臉壞笑地對我們說：“那可怪不得我們了。”

這個外表和言語都十分看似讓人討厭的傢伙，在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接觸以後，在內心裡我竟感覺他是一個不錯的人。

回縣城的路上，李銳將小男一雄的情況向我作了簡單的解釋。雖然我對小男一雄的身世在那次嫖娼事件後多少有一點了解，但在聽了李銳的解釋以後，我仍感到吃驚不小。

我原來以為，小男一雄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留在我們江夏的孤兒，這類事情在東北很多，日本戰敗後，就留下不少這樣的小孩，最後都由中國的老百姓收養後將他們養大。七十年代後期，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這類戰爭孤兒有相當一部分被他們的日本父母接回了日本，留下的一部分也加入了日本國籍。前一時期報紙上還報道說這些戰爭孤兒在日本因生活沒有保障集體起訴日本政府的事情。我對這類戰爭孤兒從來沒有一點同情心，他們的丁點兒苦難就能引起新聞媒體的不斷重視，可在戰爭中死去或者同樣成為孤兒的無數中國兒童呢？不要說報道，連他們的姓名、生卒年月又有誰記得呢！李銳告訴我，小男一雄根本不是日本的戰爭孤兒，他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馬鞍山鎮牛頭山一個無助的小姑娘被日本人強暴後所生的雜種。在牛頭山一帶，人們絕不知道小男一雄是何方神聖，只知道有一個雜種。至於雜種的大名，除了派出所裡登記為敖仇生外，也很少有人知道。

李銳又告訴我雜種之所以變為小男一雄。那是八十年代末期，那個曾駐守牛頭山的老鬼子故地重遊，發現了雜種。也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其他原因，這老鬼子竟將雜種帶回了日本。只是這雜種在日本呆不習慣，沒過兩年又回到了我們江夏。老話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雜種重新回到江夏可就脫胎換骨了，中國人變成了日本人，雜種變成了小男一雄，他也不再是一個為人不齒的雜種，而是到我們江夏投資辦廠的誰也不敢惹的日本商人。

一個人有這樣離奇的經歷，確實不多見。我在內心裡感嘆。

返回局裡時已是中午一點鐘了。值班室裡的張明金一臉凝重地告訴我，上午又出了一個命案。我的臉立時就陰沉下來。現在整個局裡都這樣，不管是誰，都怕出命案。這幾年不知怎搞的，那些人好像吃錯了藥，動不動就拿人的性命不當回事，害得我們這些當公安的忙得上氣不接下氣不說，還因治安狀況不好，時不時被上面的那些領導批評、挖苦，至於遭老百姓的白眼，那就更別提了。張明金怕我不高興，馬上裝著一臉輕鬆地告訴我，說是個現行犯，兇手已被抓住了，就銬在一樓的長條椅子上。我懶得問細節，就擺擺手，吩咐張明金到馬路邊幫我炒一碗米粉，這當兒我還真感覺肚子有點兒餓了。

沒料到銬在長條椅上的是褚長生。這老頭仍穿著那身我熟悉的帆布工作服，看見我，朝我咧嘴笑了笑，露出滿額頭細密的皺紋。

“是你殺的人？”我吃驚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褚長生我太熟悉了，是我所住的麗景花園小區負責看門的。他的腰有點兒扛，一年四季都穿一身略顯肥大的細帆布工作服，不管是胸前的扣子還是袖口的扣子，總是扣得嚴嚴實實。在印象裡他的話不多，不管熟悉不熟悉，見了面總是憨憨地朝你笑笑。

聽到我的聲音，刑偵科的餘小偉端著一個大茶杯從辦公室裡走出來。他說：“這老頭好像吃錯了藥，不就是兒子的工作沒了，丁點兒事，就用菜刀將縣報社的楊浦給砍了，現在還在醫院裡搶救，不知命能否保得住。”

楊浦我認識，三十多歲，長得白白嫩嫩的，像個靦腆的小姑娘，但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