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黑？為什麼臉上總是掛著習慣性的謙遜低賤的笑。外地人在北京天安門周圍經常遇到一些賣小東西的小商販，賣風箏是小商販中很普遍的，他們拎著一個布包，裡面放著七八隻風箏，遇到外地遊客，尤其是帶小孩子的老外們，或者年輕的情侶，就會追著問：“要風箏嗎？便宜呢，十五元一個？”那種死纏爛打的精神的確敬業，但也讓不少遊客傷腦筋敬而遠之。我想像不到這位少言少語膚色黝黑的有些自卑的女人，會在天安門廣場上如何做生意。心裡不由升起些許悲傷，覺得她的命運很可憐，男人不勞而獲倒也罷了，還好穿、好吃、好喝，更可怕的是好賭。但願現在她的男人已經改掉惡習了。

後院裡總共住著五六戶人家，每日進進出出的都要從前院經過，有些人性格開朗，我們見面總要打招呼說話；有些人也許天生話少，與我這樣的外地人見面從不說話，因而我在這裡住了四五年，與後院裡的某些人家從沒講過一句話。現在回想起來，這些人的面容我也記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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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一說我的房東吧。房東夫妻倆都姓張。最初找房時，是我還在世的岳母託了一位在北京做玉貨生意的河南老鄉幫忙，老鄉又託老鄉，打聽到前門大江衚衕四合院裡有一處房，原來由一對河南老鄉夫妻倆在租。碰巧他們生意不做了準備回南陽去。岳母得了信兒，急忙來告訴我們。

我們夫妻倆1999年11月初去看房，那時老鄉夫妻還沒有搬走。我們是吃了晚飯來的，天已很黑，敲門進屋，那女老鄉已躺在床上了。我們坐在臨門的沙發上，打量這租屋，與我們當時租住在崇文門新世界後面的房相比要寬敞很多。房間也很高，顯得屋子很空曠。我們倆都很滿意，訊問價錢，南陽老鄉說，房東租給我們多少錢，也租給你們多少錢，一個月350元，水電費自己付。

我們沒有與房東見面，老鄉把房東的電話告訴了我，讓我與房東通一次電話，告訴他們房屋轉租的情況既可。我最先與女房東通電話，為了租到這處還算不錯的房，我詳細介紹自己，在一家雜誌社當編輯、記者，這樣的身份給人以塌實可靠的感覺。女房東倒也爽快，說可以租給我，但是交待說前門四合院管理比較嚴格，一般不讓租給外地人，如果有人問起你是誰，你就說是我的表弟。我諾諾答應。

這種現象其實在幾年前的北京比較普遍，因為是公房私租，房東為了應付房管所來查，都與租住者約定，如果有人來問就說咱們是親戚。是什麼親戚呢？一般是姑表兄相稱比較合適，這樣誰也不佔誰便宜。如果換做是大姨或姑父之類，房東與租戶總有一方或雙方在心裡不樂意。這種表兄妹的房租關係，現在在那些公房私租中還大量存在。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市場有需求，有關部門不想著去疏通，而是死死地去卡堵，可行性就不大。依如大批外地人要進京謀發展，有關部門不是想辦法疏通，一味地截堵，想把外地人趕出北京，最終都是徒勞的。近兩年大力提倡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這種情況有很大好轉。順應時代發展，努力促進解決才是正道。

租住進來後我才發現，其實這四合院裡的住戶對我們的租房都心理清楚，只不過大家不隨便說出來。而房東似乎與當地管房部門的人認識，所以我們在前門大江衚衕租了四五年，房管所的人和當地的居委會都沒來查問一次。

房東與我約定三個月交一次房租，合計1050元。估計快到時候了，我會主動打電話給房東。“快到交房錢時候了，張哥你啥時有空來拿。”很快男房東就來了，稍坐一會兒，我取1050元錢給他。有時候因為時間關係，房東也不來家，與我約定在崇文門地鐵口相見，我把錢揣在懷裡早早去等他，中間偶爾還用手機通電話聯絡，“你走到哪裡了？我已經到了，在地鐵的西北口等你。”這情形很有些像過去電影裡的特務接頭。我在寒風中騎著腳踏車，終於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從地鐵口出現，我揚一揚手，他點點頭。見面寒喧幾句，我從懷裡掏出一疊事先數好的錢給他，房東便佯做蕭灑地往屁股後一揣。於是分手，他依舊坐地鐵走。我則騎著車往回走，路過菜市場，不忘買些菜回家。

房東與租房永遠不會成朋友，因為這裡面有金錢交易，哪個房東不想多向房客要些房租費呢？哪些租房戶不想少向房東交些房租？我剛租進前門時，房東曾說要漲價，我說自己掙錢不多的現實，房東後來就不再提了。中間有一次，房東夫婦帶了孩子來收房租，我的河南人好客的本性就暴露出來，晚上請他們一起吃飯。男房東與我分了一瓶二鍋頭，喝得很有興致。但酒散之後，一切又回覆到現實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