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上常常帶慈祥的笑容，又很講究禮貌，雍容大方，有點貴婦人的氣派”。旁人都愛議論的，是江冬秀那雙小腳。她很聽胡適的話，訂婚後，胡適從美國來信，要她“放成天足”，胡適之婦，不當畏旁人之言也”。冬秀的確按未婚夫的要求放足了，但沒有“復天”，程先生眼中，“她的小腳只是肥了一點”，“當我攙扶她上下電車時，我很納悶為何她的小腳上總是著一雙有後跟底的很小號的皮鞋——穿那種皮鞋，鞋頭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腳。在那（20世紀）30年代，纏小腳的老太太還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繡花鞋。我有一次勸她去買繡花的小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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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伕人亦隨之（3）

“我穿慣了皮鞋”。她微笑地說。我想，只有穿皮鞋才是她衣著上僅有的一點時髦。這是江冬秀這位大教授夫人的從頭到腳的加飾。

手上呢？程先生回憶說，“冬秀外婆除了常年手上戴一隻赤金的桶箍戒指外，別無珠寶首飾，這在當年上流社會夫人中很少見的。”

對於江冬秀的節儉，程先生順帶向筆者講了一件事：上海“孤島”時期，他的胞兄法善結婚，要向女家下金飾聘禮。冬秀外婆知道後，欲為程家節省點錢，就巍顫顫地到古拔路竹垚生（胡適好友、銀行家）家裡，開啟代存的一隻老式木質“百寶箱”，取出一付沉甸甸寬厚的刻花金鐲，足有4、5兩重——“這是婆婆留給我的，現在就送給法善充作聘禮吧。”那知這付金鐲子是銀質包金的，樣式又太老舊，被女家退了回來。

1939年冬，江冬秀在上海過她的50歲生日。胡適早些日子從美國寄來慰問信、捎來了禮物——一隻圓形的金質掛件，裡面嵌了蝴蝶標本。睹物生情，“沒料到冬秀外婆對著我母親抽泣起來。我母親也陪著垂淚哩。”程法德先生說：“冬秀外婆就是這樣一位不尚奢華，通情達理，又會自我消遣（主要是叉麻將），有時說話風趣而內心富有感情的女人。”

“外界對冬秀有這樣那樣的評論，主要是胡適這對夫妻文化差距太大，同時又不瞭解她。我們胡適的近親、後人都一致認為，江冬秀實在是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婦女，為人和藹可親。我們中沒有人認為胡適的家庭是不美滿的。”程法德先生補充說。

首先是對丈夫刻意但有時超過額度的愛護。她對胡適的休息管得很牢。“病中得她書，不滿八行紙，∕全無要緊話，頗使我歡喜。”尚未同衾，胡適還在美國留學時，已經這樣表示了。結婚後第三年，1920年12月17日，這一天恰逢陰曆十一月初八日，巧合胡適生日（陽曆）與江冬秀生日（陰曆）相重。多難逢的“雙生日”！於是胡適寫詩《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

她干涉我病裡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她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她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我搶得快，

這首詩早被她撕了。

雙生日——寫詩祝賀——喊哼——搶的快——免遭殃：帶著麻辣的恩愛，雖然有些啼笑皆非，但胡適確是“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男人嘛。

這一思想可真貫穿了胡適家庭生活的始終。1961年10月，江冬秀自紐約返臺北（1958年4月胡適是獨行返臺的），與胡適團聚。南港“中研院”全體同人舉行“歡迎胡太太茶話會”。胡適即席說：“我是奉太太之命說話的。太太來了之後，我的家確實溫暖了，不像過去那樣的孤寂了。太太來了之後，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我的太太每個星期要到城裡住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接著他充滿美好回憶地談了當年美國留學歸國返鄉，走了一天路去江村相親，“還是看不到她”的那段趣事。最後說：“我有兩句詩：‘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這就是說有了拘束。‘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樂部裡對全體同人說的話。以後歡迎同人到我家裡來玩。”

“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具體詮釋，就是胡適手指上那枚“戒酉”戒，那是在他四十歲生日時，他的太太專門定製，給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慶32週年，就任北大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