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碎——

親愛的胡夫人：

多年來，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樹的餘蔭之下；在你年輕的時候，也曾築巢枝頭……而今，這棵大樹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對你的友誼的追懷，和對這棵大樹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適遺體歸葬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門口對面的舊莊墓園。77歲的韋蓮司小姐不能越海來參加葬禮，她委託胡祖望，在她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獻上“一個小小的不顯眼”的花籃，花籃裡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裝成一束，也許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類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筆錢，做為你父親文章英譯和出版的費用。這件事不必說出去，就簡單的匯入中研院作為這個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贈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時韋蓮司就有了構想。她在當年12月11日祝賀胡適68歲生日的信中曾說“長久以來，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訴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猶豫，想幫你做一件事”，“我想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譯盡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寫那些具有啟發，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寫的”。她認為英譯胡適這些著作，需要花錢，當時她預想自己會死在胡適之前，因此她“確定，在我身後，有筆款子專門用做這個目的”。“這筆款子也許不過幾千塊錢，但如果應用得當，可以用這筆款子做為開始，逐年遞加，結果可以成為一筆可觀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韋蓮司在給胡適談動遷巴貝多島計劃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計劃，你的看法如何？”

韋蓮司雖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時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僅靠有限房租維持清淡的晚年生計，這幾千美元的“基金”，數目並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積蓄，份量可不輕，所以當年胡適在世時，也許不忍拂她好意，也許想的更遠，因為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沒有正面答覆，“容我考慮過後，再寫信給你”（1959年12月22日）。以後便迴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韋蓮司念念不忘，覺得祭奠於他墓前，沒有比這筆“基金”更現實更有人情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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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蓮司祭奠：半世紀書信（3）

韋蓮司還有一份更為厚重的“喪儀”，就是整理，無條件奉獻了感情無價的胡適生前寫給她所有的書信。

胡適早年留學期間（特別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變遷的“真我真相”（胡適語）多留跡在他給韋蓮司的百餘件書信中，這是研究胡適的第一手珍貴資料。韋蓮司出於對胡適的摯愛，悉心儲存、保護了胡適給她的書信。這些信件基本上分兩組：1、1914年——1918年，計60函；2、1923年——1945年，計信36函，明信片、電報若干。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寫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適與韋蓮司在月光下散步，韋講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個多麼抒情的年華。最後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這是胡適因心臟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後暫住臺北福州街26號臺大學人住宅樓（進行病後觀察休養）的第二天寫的。看來韋蓮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當時，他對身邊人說：“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這撿來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實際的工作。”可見胡適對生的要求是強烈的，但天不遂人願，只有10個月的時間，他匆匆走了。韋蓮司清點、整理後，在郵寄原件之前，為保證安全，在巴貝多島對上述信件全部進行了影印，俟（1964年）聖誕節郵局忙亂一陣過後，1965年1月初寄往臺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經作為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這一生沒有任何重要性。”韋蓮司在寄出這批信件後，應江冬秀要求介紹自己生平時說：“我非常希望不要公開我的身份，我無非只是一個幸運的胡博士書信的接受者。”

這些都是上個世紀上半葉頗屬陳舊的故事了，但想想“一個八十歲的老小姐，整理了伴著她度過了五十個年頭的書信，而今她將這批書信寄給萬里之外寫信人的妻子。這裡頭有半世紀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歡、聚、散，都伴隨著信件的寄出而成為空寂！”（周質平語）

1965年以後，韋蓮司孤獨地面對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無邊的天際，看驚濤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適歸天的同個月裡，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開闊，對己容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