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美麗。”

克爾愷郭爾和安徒生（1）

包含著多種多樣宗教、哲學、科學、藝術思想和嚮往的童話，以完全不同於19世紀上半葉其它文學活動的形式，反映著時代精神。如果看到索倫？克爾愷郭爾同樣也對童話如痴如醉的話，我們也許會更真切地認識到這種觀點的真實性。和貫穿於其作品的那些匿名好友一樣，克爾愷郭爾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去閱讀世界上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的童話———儘管他不像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那樣，是在童話中長大的。

在1837年開始的一次旅行中，這位22歲的神學學生曾經寫道，每當他“厭倦一切、對生活感到厭煩”的時候，童話總會給他提供一種恢復活力、煥發精神的機會，即使是在悲傷的時候，也能讓他找到歡樂。此時的安徒生正在確立自己作為一名童話作家的地位，而與此同時，年輕的克爾愷郭爾則正在想方設法地讓自己擺脫這種藝術型別，他希望自己遠離這種對其哲學研究影響越來越大的藝術流派。但是，他對於童話的興趣以及童話所賦予他的快樂，就像一條紅線，貫穿於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1856年，在克爾愷郭爾去世之後，他所收藏的大量書籍被公開拍賣，人們在其中發現了近100冊童話形式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說，和大量來自羅馬尼亞、荷蘭、匈牙利、愛爾蘭和德國等國家的故事，藏品中還包括一冊《一千零一夜》、格林和伊索的寓言、丹麥的民間歌謠以及大量有關童話和眾多傳奇人物的書籍，這些人物不乏唐璜、浮士德、亞哈隨魯、蒂爾？尤倫斯皮格爾———14世紀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雲遊者和故事作家，他的名字幾乎遍佈德國民間故事和軼聞。克爾愷郭爾所收藏的這些童話書籍並非是繼承得到的，而是他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期間購買的。這些藏書包括幾卷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講給孩子們聽的童話故事》，儘管這位哲學家並不是它們的熱情擁護者。事實上，他對於安徒生以及他的童話敘述方式一直極為不滿，以至於在19世紀40年代，他曾經憤怒地聲稱，安徒生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童話：“為什麼他不去專門寫詩呢？他有一副好心腸，這就足夠了……他的詩詞的確是純潔的，但他的童話呢！？”

這些話是在哥本哈根的腓特烈堡裡說的，當時，克爾愷郭爾正在和自己的秘書———伊斯雷爾？萊文一起散步。為了進一步證明安徒生的童話過於感傷，克爾愷郭爾在這次散步時提到了一些低俗的傳說故事，其中包括一篇名為《閣樓上的夜晚》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了男人之間在肉體上的愛。另外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則是一位禁慾的隱士，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抑制自己的肉體需求。萊文在談到這次散步的時候說，克爾愷郭爾一直在不停地說，最後，這位哲學家強調，童話故事所追求的方向就應該是這種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比較大膽的作品。在這場口誅筆伐的詆譭中，這位哲學家的最後一張王牌是，安徒生只配寫詩，不配寫童話，“詩歌並不適合那些口裡含著奶嘴的孩子或是尚未發育完全的女孩，它是為成年人所準備的。”

對於童話故事及其作者來說，如果按照這種完美的理想標準來衡量，安徒生及其寫給孩子們和追求純真者的故事顯然是不符合條件的。但有趣的是，在這場關於童話性質及其目的的辯論中，克爾愷郭爾卻顯得極為激動。對於童話故事這種文學形式，克爾愷郭爾有著豐富的知識，同樣，在兒童以及兒童生活重要性這一問題上，他與安徒生也都有相同的浪漫主義情結，這一點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克爾愷郭爾應該對《講給孩子們聽的童話故事》這本書的基本性質具有敏銳的眼光。可克爾愷郭爾從來沒有對安徒生童話有過任何欣賞之意。但是，就像他在1838年的處女作中所表現的那樣，克爾愷郭爾對安徒生作品中的所有幼稚之處採取了一種蓄意的強硬立場，原因何在呢？他把自己的全部觀點總結為這樣一個精闢的標題：“哭哭啼啼的。”這僅僅是一種對“童話是什麼”以及“童話作家應該做什麼”這一問題所存在的不同看法嗎？或者說，難道克爾愷郭爾的批評表達了隱藏在兩個男人之間、貫穿於整個19世紀40年代的對峙嗎？

要回答這3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這位身材高大、體形瘦長的丹麥作家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童話，而那位志向遠大、意志堅強、面孔英俊，但卻身材矮小、略顯駝背的神學學生還沒有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無論是在學生社團或者音樂協會，還是在奧斯特蓋德的咖啡館、劇院，或者是克里斯欽港的海博格家裡，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