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東漸之後，他逐漸產生了在家鄉辦新學、搞教育的想法。早在1922年給我母親的一封信中，他就說道：“郝姓之宅，果出賣否……蓋買此宅，只用意在欲辦一學堂。”但他一直奔波在外，沒有實現。

自1926年土匪破城之後，新蔡縣的學校就都停辦了，教育沒有了。父親這次回新蔡時，正好馮玉祥屬張汝奎師的部隊駐紮在此，在大呂書院舊址上，辦起一所“民眾學校”。父親和劉芬佛、張山甫等人都被聘為校董。可是，年底張汝奎部隊忽然調離，剛辦起三個月的學校，經費就沒了著落，又面臨關閉。這學校裝置簡陋，學生不多，僅有幾十張課桌。軍隊走了，縣府不接，沒人過問。怎麼辦？

如此慘淡情況，家鄉何以育人？我父親最看重教育，便下決心，把這個學校接了過來，創辦“今是小學”。他捐出了自家一二百畝土地，用這些土地上每年的地租，來開支經費，支撐學校，還募集到了一些捐款。如此，實現了他多年以前就產生的辦學心願。這個學校的名稱，父親取自陶淵明的“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新蔡教育，由此復興。這年父親虛歲六十。

父親認真辦學，教學質量不錯，因此，今是小學辦得比較成功。1931年夏，父親增加初中——這是新蔡縣最早的私立初中，1940年又開始招收高中生——這是新蔡縣高中教育之始。學校名稱也早改叫了“今是學校”。當初，從社會看，學校教育比例很低。1935年，新蔡縣已有小學生一千五百人、中學生三百人，而在私塾、義塾裡接受教育的，多達五千人。父親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學校教育發展很快。僅十年後，1945年，新蔡縣就一所私塾也沒有了。

那時候的小學生，不是像現在的這麼小，很多都已青年，才開始學習文化。因此，父親的政治傾向，對這所學校影響很大。父親聘國民黨“左”派當校長，聘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來當老師。學校創辦之初，就成了豫皖邊區*地下黨組織的重要據點。*新蔡縣委1928年秘密建立後，先後有五位縣委書記和四十多位共產黨員，由父親安排，得到今是學校教員的公開身份。這些教員學識淵博，教學有方，使得校內風氣*，生機勃勃，漸漸名聲在外，深為周邊地區青年嚮往。

對學校師生，父親非常關心愛護，遇有意外情況，總挺身而出，承擔責任。1930年2月，教師王靈軒給學生出了《一個農民的血淚語》和《我的政治觀》兩個作文題，學生還到街頭演出話劇《賣貢櫃》。新蔡縣長劉鴻採說這是“共產黨赤化教育”，率警備隊逮捕了校長閻瀚生和學生燕壽松等十八人。這些學生裡有共產黨。

父親聞訊後立即趕到縣府，找縣長抗議。他說：“捕風捉影是軍閥主義作風。這學校是我辦的，教師是我請的，學生是我教的，有什麼問題，由我任芝銘負責。”據理保釋被抓的學生。縣長卻拒不放人，並威脅我父親。父親指著他說：“我追隨孫中山，革命幾十年，不死於兵，不死於匪，不死於滿清，不死於袁世凱，難道今天能死於你劉鴻採之手？”劉沒有“赤化教育”的實據，又惹不起這位老同盟會員，只能放了人。父親恐怕再生不測，當夜用抬筐把閻瀚生系出城外讓他逃走。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捐產辦學、為國育人的老教育家（2）

果然，第二天，縣長又要拿閻瀚生，向我父親要人。父親說：“我叫他走啦。有問題找我吧。瀚生即我，我即瀚生！”劉鴻採為此惱羞成怒，向省府密報任芝銘“勾結*，圖謀不軌”。當時韓復榘當著河南省主席，他批示“就地正法”，用了印，並指派駐地某旅督辦。幸虧河南政局有變，韓復榘突然失了權力，父親才躲過一劫，保住了性命。

那些年，國民黨一直加緊對共產黨的控制。有時，縣立學校把*黨員教師解聘了，父親就把他們聘到今是學校教書。為了今是學校容納共產黨人的事，他甚至險遭敵對勢力槍殺和架埋。當本校許多教員被捕、缺課嚴重、學生著急時，父親一方面多方奔走、設法營救，另一方面到處急聘老師。1934年，學校一次就被縣當局逮捕四十八名師生，父親在縣裡沒辦法了，就從開封請來老師，堅持開課，繼續教學。

“西安事變”結束不久，我二姐任銳曾擔任今是學校小學部主任，兼教中學。那時候，學校裡出了兩個政治態度比較對立的教師，當著教務主任和訓育主任。他們那時要求學生死讀書，不準談論抗日、議論國事，集合學生訓話時，指責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激起師生不滿，我二姐就組織師生跟他們說理辯論。其中那教務主任塗建堂，是我二姐的兒子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