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他們的兇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寬恕。因為，唯有被寬恕了，他們才能免下地獄。其實，他們可以用真相換取寬恕。站直了，告訴人真相，讓以後的人都知道真相，他們才可能有真誠的懺悔，他們就馬上能得到寬恕。一定的。但現在的情況是，殺人的兇手，我想寬恕你們，不詛咒你們，但你們是誰？我想寬恕的，是誰？

“*”開始時，維世的養女小蘭十三歲，無人照料，孤苦伶仃。維世對小蘭視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給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小蘭”。她生前最後的歲月裡，一定非常思念和擔心女兒。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堅強樂觀，快人快語。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舉目無親的長江岸，她活了下來，也成長起來。今天，維世的這個孩子在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國來，都要來看我，摟著我親熱地叫“六姨婆”。她願意跟我談她的媽媽，她一直深深地愛著她的媽媽孫維世。

我想，這足以安慰維世了。

在魯藝戲劇系學話劇，卻老去演京劇（1）

我小時候，藝術種類不多，年輕人只要喜歡文藝，都會接觸戲曲。現在，愛唱的年輕人，有很多歌可以學。那時候，愛唱的年輕人，只能有很多戲可以學。因此，和那時候很多孩子一樣，我從小就喜歡戲曲，喜歡那唱腔、那身段、那色彩斑斕的戲裝。在北京上學時，我課餘就學著演過兩出京劇——那時叫平劇，因為北京叫北平，一是演《鴻鸞禧》的金玉奴，二是演《御碑亭》裡的小姑。

不過，那時候民智已開，話劇、電影這些新的藝術種類，也得到年輕人的青睞。從1927年到1937年，我先後在新蔡縣今是小學、開封北倉小學、省立第二小學，和開封明倫女中、靜宜女中，還有北京志成中學讀書。在中學時，尤其是在教會學校時，新觀念的影響，往往使年輕人更看重話劇之類新的藝術種類。於是，我跟我二姐的女兒孫維世一塊兒，去上海向那時候的著名導演萬籟天學話劇表演。在開封唸書時，我課餘參加演出了丁西林的話劇《壓迫》，扮演房東太太。1937年冬，我加入正在抗戰的東北軍所屬一個劇團當演員，也曾演過《順民》等幾個抗戰內容的獨幕話劇。那時，雖然我的戲劇知識很少，演得很一般，但我明確地開始追求話劇了。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覺得，話劇才能引領時代風氣之先，才具有革命性。所以，到延安參加革命隊伍後，我直接就進入魯藝學話劇了。

不料，雖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卻從1939年春天開始，到1949年初，一直從事延安的京劇工作，整整十年。

1。　在魯藝戲劇系學話劇，卻老去演京劇

1938年冬，我父親任芝銘親自送我到延安參加革命。孫維世建議我進入魯藝。我父親知道他的外孫女孫維世走的是話劇、電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魯藝那時候不設戲曲課程，便同意維世的意見，讓我考進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第三期戲劇系學習，開始系統學習戲劇基本知識，學習話劇表演藝術。

那時，院長周揚給我們全院上大課，講《藝術論》，戲劇系、文學系、音樂系、美術系的所有學生都來聽。那會兒沒有禮堂，所有人都在院子裡黃土地上坐著，聽他有聲有色地講課。周揚同志雖然是領導，但並不擺架子，見誰都打招呼，還好開個玩笑。我在大家眼裡是個小女孩，在他那兒也不例外。1942年我離開魯藝去了延安平劇院。過一年再回去時，我已經結婚懷孕大腹便便了。周揚同志看到我，笑說：“任均都要做母親了啊？”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

後來，　“*”後期，他不捱整了後，住在中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達曾跟馮牧、戈揚、張夢庚等同志相約，去那兒看望他和他夫人蘇靈揚。我跟戈揚是60年代在東北相熟的。她被打成右派後下放遼寧，60年代初到省作協工作。那時她上班的地方在張學良故居，我去她那兒時，見那房子很漂亮。後來大家都回北京了。80年代，我二兒子想調動工作時，單位不放，我跟戈揚說起，她去幫著問了，笑著跟我說：“這麼好的幹部，要是我也不放啊。”她和馮牧給幫了忙。一起去中組部招待所看望周揚同志時，“*”還沒結束，但周揚和蘇靈揚都很樂觀，談笑風生的。後來大家說，周揚同志是“*”前整人，“*”中捱整，“*”後大徹大悟了。我相信，他的樂觀積極來自他的大徹大悟。一次在王府井東安市場裡，我遇到周揚同志，他在等蘇靈揚買東西。他問我：“一達回北京了嗎？”我說還沒有。他又開玩笑說：“王寶釧十八年，任均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