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才有能力提高港人的民主期望值。正如英國的《每日郵報》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場賭博”為題的社論中指出的：“潛在的危險是香港人的希望可能被刺激得過高，招致一九九七年後中共的反彈。但彭定康知道香港人願意賭這一手，雖然有點冒險，但值得一搏。”（《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觀》，102頁）

於是，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鋪墊之後，上任不到三個月，即在“施政報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核心內容包括：改革立法與行政關係，徹底取消港英政治體制中強化行政主導的“雙重委任”（即立法局議員擔任行政局議員），行政與立法徹底分家，從而強化立法局主導的“代議政制”，以發揮政黨的作用；改革選舉制度，將選民年齡從二十一歲降到十八歲；採取有利於“民主派”的“單議席單票制”；改革功能團體制度，取消了一些功能界別中的團體票，在新設立的九個功能團體中，採取所有從業人員每人一票，從而將其選民由原來的近二十萬人擴大到二百七十多萬人，實現了變相直選。

上述政改方案的目標就是加速民主化，擴大立法會議員的選民基礎，將功能界別議員的間接選舉制度變成直接選舉，變相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因此，儘管在表面上立法會中功能議席和直選議席的比例與基本法相“銜接”，可實際上已無法“銜接”了。不同於港府此前就政制發展發表“綠皮書”進行公眾諮詢並發表“白皮書”闡述政府立場的慣常做法，彭定康擔心在諮詢中受到攻擊而被迫收回，故採取先斬後奏的辦法，在施政報告中直接公佈了政改方案。這個方案一公佈，當即獲得英國首相梅傑和外相赫德的支援，赫德讚揚彭定康“透過有技巧性的途徑加快和伸延香港的民主步伐”。而彭定康在公佈政改方案當天晚上透過港府表示，政改方案僅僅是一種“建議”，有商討的餘地。這意味著彭定康把這個公開的政改方案作為與中國政府“磋商”的籌碼。當然，這種“建議”或者“磋商”不過是外交辭令。

然而，彭定康清楚北京不會接受這個方案，而且他也沒有準備讓北京接受這種方案，這個方案是經過英女王批准的英國方案。英國政府的目的其實不在於北京是否接受，而在於香港人是否接受，只要香港人能夠接受，那麼這個方案就能夠成為既定事實。只要這個方案播種在香港人的心靈中，一旦北京利用“銜接”最終推翻這個方案，在香港人心目中的政改方案與“九七”後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實施的政改方案之間形成一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從而使得基本法乃至中央管治香港的正當性大打折扣，造成一個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統治的香港，培養出一個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統治的香港精英階層，從而在中國的內部植入不和諧的異質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種子。這其實是大英帝國在殖民地撤退中製造分裂的慣用的伎倆。曾經經歷大英帝國撤退戰略下安排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的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對此很清楚，他就明白無誤地告誡香港人：

英國政府預備把英國在香港及與中國的利益做賭注。香港只是棋盤上的一隻棋子，交手的是美國與中國。……我相信有更大的地緣政治目標，就是一個“民主的中國”，那是對美國和西方非常重要的。香港只是一隻棋子。英國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實際上是國際上大國的陰謀，他們目睹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的進步，認為中國這樣發展下去，對他們是危險的，所以香港問題出現了。中英就香港的爭拗，完全由於英國政策改變所致，而英國的轉變是為追隨美國對付中國的戰線。英美聯手企圖促使中國改變集權制度，當中所帶來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為香港帶來一點點民主。（同上，237—239頁）

李光耀說的沒有錯，但他忽略了一點，英美要的其實不是“民主的中國”，而是“依附的中國”，英美在世界上扶植和維繫了多少專制政權，也顛覆了多少民主政權，唯一的標準在於是否依附於英美。在這場地緣政治的較量中，“民主”不過是分裂中國、肢解中國、使中國陷入內亂或產生依附於英美的寡頭民主的最有力且冠冕堂皇的武器。曾經的蘇聯、東歐如此，現在的中亞諸國以及中國的臺灣、香港、西藏也如此。對此，英美政治家很清楚，鄧小平也很清楚，彼此心照不宣。

正因為如此，彭定康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把香港人捆綁在自己的政改方案上，作為與北京進行政治較量的賭注。他知道，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這場賭博中英國人賺得越多，中國人輸得就越慘。為此，他在發表施政報告第二天，就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銷政改方案。從早上七點半一直到晚上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