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離田受訓，此五天相當於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復存，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徵收新稅的依據，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也像其它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臺（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汙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繫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裡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任憑想象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裡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