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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兩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僱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崙美美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佣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只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劃。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縷。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與官家，價格由官家規定；最後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數年後，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可驚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最後，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裡，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確有其需要，並且還要經官方適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於這項辦法由陝西春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據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鬥，遇貴量減市價朵，遇賤量增市價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朵，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劃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擾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