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規，大股東完全可以凌駕於支薪性質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誠從未在韋理面前流露出“實質性老闆”的意思。李嘉誠作為控股權最大的股東，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權，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沒有這樣做，他的謙讓使眾董事與管理層對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東大會上，由眾股東推選產生的。

“退一步海闊天空”—李嘉誠的退讓術，與中國古代道家的“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有異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為他開支優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誠表示不受。他為和黃公差考察、待客應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黃財務上報賬。筆者由此聯絡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殺手之稱的劉鑾雄，他在他所控的幾間公司，能撈則撈，能宰便宰，小股東怨聲載道，開起股東年會來，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劉鑾雄不敢再出席股東年會，擔心股東的憤怒情緒會將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稱：李氏的精明，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讓，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狀況好，李氏的紅利亦匪淺。李氏不放大利，還表現在他不斷增購和黃股份。令人歎絕的是，他“鯨吞”和黃的“企圖”，竟未遇到“老和黃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誠能較快地獲得眾董事和管理層的好感及信任。在決策會議上，李嘉誠總是以商議建議的口氣發言，但實際上，他的建議就是決策——眾人都會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傾向他。韋理大權旁落，李嘉誠未任主席兼總經理，已開始主政。

李嘉誠入主和黃實績如何，資料最能說明問題。

李嘉誠入主前的1978年財政年度，和黃集團年綜合純利為2。31億港元；入主後的1979年升為3。32億港元；4年後的1983年，純利潤達11。67億港元，是入主時的五倍多；1989年，和黃經常性盈利為30。3億港元，非經濟性盈利則達30。5億港元，光純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豐厚，股東與員工皆大歡喜。

現在，不再會有人懷疑沈弼“走眼”，李嘉誠“無能”了。

一篇綜述和黃業績的文章，用這樣一個標題：

“沈大班慧眼識珠，李超人深孚眾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無人不知指的是誰。那麼，李嘉誠的這一稱號，是誰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說是長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來的，他們對老闆最熟悉，也最敬佩。長江公司的人稱，是看到報章這樣稱呼的，大家都這麼叫，我們也跟著叫。李先生知道後，還批評過手下的人，他並不希望別人這樣稱呼他，不過，報章都這樣稱他，他也就預設了。

1995年夏，筆者在港考察時曾聽說一則這樣的軼聞。某先生看了李嘉誠收購和黃的文章，拍案叫絕，寫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對聯：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稱，先在民間不脛而走。不久，各大小報章競相採用。超人盛名，譽滿香江。

“某先生”是否確有其人其事，難於考證，但這至少代表一種輿論傾向。不少人在承認李嘉誠“高人之術，超人之智”的同時，莫不羨慕他的幸運。

李嘉誠的幸運，似乎不止收購和黃這一樁。他與滙豐合夥重建華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為滙豐銀行董事，成為繼包氏之後的第二位華人董事；他得到地鐵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獲得車站上蓋的發展權；他將長江上市，適逢股市牛市大好時機；他經營塑膠花時，無人擔保，就可獲得大客戶的全額訂金。

鴻碩先生曾專門探討過李嘉誠的“幸運”，頗令人折服。他在《鉅富與世家》一書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時代週刊》說李氏是‘天之驕子’，這含有說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運之神眷顧的意思。英國人也有句話：”一安士（盎司）的幸運勝過一磅的智慧。‘從李氏的體驗，究竟幸運（或機會）與智慧（及眼光）對一個人的成就孰輕孰重呢？“

1981年，李嘉誠對這個問題發表看法：

“在20歲前，事業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雙手勤勞換來；20～30歲之間，事業已有些小基礎，那10年的成功，10％靠運氣好，90％仍是由勤力得來；之後，機會的比例也漸漸提高；到現在，運氣已差不多要佔3～4成了。”

1986年，李嘉誠繼續闡述他的觀點：

“對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國人多會自謙那是幸運，絕少有人說那是由勤奮及有計劃地工作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