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路軍發起總攻的時候，李曉峰已經抵達了莫斯科，如果可以的話，他也是希望留在華夏看著祖國人民打響反攻的第一槍的。只不過實在是形勢不允許，在莫斯科還有很多更重要的工作在等著他，比如說戰後的善後工作已經是迫在眉睫了。

戰爭從來就不是什麼有意思的遊戲，更不是簡單的將炮彈、炸彈和子彈射向敵人就ok了的事情。這麼說吧，蘇聯紅軍從烏克蘭、白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地一線平推到德國，這很容易。但是這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殺光納粹及其支持者也很容易，但是維持這一大片勢力範圍就相當的不容易了。

這一片地區數千萬張嘴巴要吃飯，數百萬戰爭難民流離失所需要安置，這簡單嗎？一點兒都不簡單，至少歷史上蘇聯就做得很糟糕，不客氣地說，蘇聯紅軍簡直就像一群蝗蟲，一路席捲了整個中歐、東歐和南歐，所到之處不說寸草不生，也是滿目蒼夷。

不相信，呃，這還就是真的。當年的紅軍有時候真的離偉大的解放者這一稱呼有點遙遠。這一路向前，紅軍摧毀了一切，此外虐待戰俘、虐待平民（軸心國的肯定要倒黴），比如眾所周知的強女幹事件，紅軍真心不止在解放華夏東北的時候幹過這種爛事，實際上在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德國都幹過。有資料可查的，從1945年到1946年，在德國蘇軍佔領區生下了15萬至20萬“俄國娃娃”，這個資料不包括流產的資料，可以想象，當時蘇軍的紀律有多壞。

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當紅軍士兵一路跌跌撞撞的抵達德國時，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哪怕是戰爭末期，德國本土依然很繁榮（能不繁榮麼，純吸血式的經濟）。那時的德國依然是到處實現電氣化、衣食無慮、商店裡消費品玲琅滿目。在紅軍士兵看來，這一切同他們自己慘遭揉擰的故鄉簡直是天壤之別。報復心理很快就佔據了紅軍士兵的心靈——讓德國佬付出代價，把他們的財產和女人當做戰利品加以享用。於是乎在指揮官的默許下，蘇聯紅軍放鬆了紀律，向新徵服的德國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報復。

甚至蘇聯紅軍的行為當時根本就不是秘密，鐵托的親密戰友，堅定的共產黨人米洛萬.德熱拉斯就親自向鋼鐵同志反應過這個問題，而鋼鐵同志是怎麼回答的？他說：“德熱拉斯自己作為作家，難道不知道人的苦難和人心是什麼？難道他不能理解士兵在經歷血與火、死亡威脅後同一個女人玩玩或弄一點小事情？”

很顯然最高領袖並不當一回事，大概他也很享受這種征服和報仇的暢快。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這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痛快，如果華夏能征服日本，同樣的來這一套，估計很多****要山呼萬歲了。只不過從政治的角度說，這真的很短視。

戰後蘇聯為什麼在中歐和東歐不太得人心？這種惡劣的表現絕對是佔了大頭，畢竟對於中歐和東歐的老百姓來說，他們也是受害者之一。盼星星盼月亮迎來的解放者是這個德性，誰會舒服？

當然，這個問題已經基本被李曉峰杜絕了，對於肆意搜刮戰利品，****婦女的行為，紅軍政治部是零容忍，發現一個槍斃一個，用高壓政策殺住了這股歪風邪氣。

只不過紅軍要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並不僅僅是這一個，不光有前面說的糧食、住所問題，還包括大面積傳染病。這個可能瞭解的同志就很少了，簡單的說說吧，1945年，希臘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三分之一強的人口患上了沙眼，原因是缺乏維生素。當然沙眼要不了命，但是在柏林情況就惡劣得多了，1945年7月，爆發了大面積痢疾，因為城市的供水系統被破壞，日常供應的全都是汙水。這導致柏林新生兒死亡率高達66%。

不光是柏林，整個德國都籠罩在一片陰雲當中，駐德國的美國政治顧問羅伯特.墨菲在當年10月報告說：“聯邦德國的勒爾特火車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於精疲力盡、營養不良和傳染病。在柏林英國佔領區一個月內就有1023例傷寒，2193例白喉。”

其他國家比德國也強不了多少，在華沙，五分之一的人患了肺結核。捷克斯洛伐克當局說在需要救助的70萬兒童中有一半染上了各種傳染病。

這麼說吧，當時的歐洲接近五分之一的人都在病痛中掙扎，還有五分之一的人被趕來趕去，大約五分之三的人口在溫飽線上掙扎，其中大約一半是飢腸轆轆。

為了解決歐洲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和安置難民，善後救濟總署在1945年6月到1947年6月的兩年間一共耗費了100億美元。歷史上這筆錢幾乎全部是美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