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味地讀了散文《惠泉吃茶記》，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澤東稱讚這篇散文“很講求藝術技巧”，並在一次會議上向周揚、茅盾問及姚雪垠何許人也。

《惠泉吃茶記》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養病時寫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澤東對周揚、茅盾說：“看來，姚雪垠很會寫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閱後給人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恐怕作者有知識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楊建業著《姚雪垠傳》，北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也許是歷史的巧遇，正在這時，上海《文匯報》所出“兩姚”相爭的文章。毛澤東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許人也？”毛澤東向柯慶施打聽。

柯慶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調來上海不過一年多的柯慶施，並不知道姚文元為何許人。

柯慶施，由於鼻子格外大，人稱“柯大鼻子”。解放後，坐鎮南京，歷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南京市市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上海本屬陳毅領導。一解放，陳毅便成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長。一九五四年，陳毅調往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來又兼外交部部長——雖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連任上海市市長，但是他工作的重點已移往北京。於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慶施便調來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成為上海的首腦人物。柯慶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於毛澤東稱讚了他，於是“柯老”之聲鵲起——其實，那時他並不老，不過五十六歲呢。他突然病故時，也只有六十三歲，訃告上開列了他的一系列擔任的要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後來，他的這一系列要職，逐一被張春橋所繼承……

準確而詳細地答覆了毛澤東的問題的，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張春橋向柯慶施介紹了姚文元其人。

本來，一九五五年秋，張春橋調離上海《解放日報》社，是因為北京來了調令，準備任命張春橋為《人民日報》副總編。張春橋收拾細軟，正打算進京赴任。恰巧在這個時候，已明確柯慶施將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何慶施當即要張春橋留下。

柯慶施與張春橋舊交頗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當華北人民政府任命柯慶施為石家莊市市長時，張春橋出任政府秘書長。彼此覺得意氣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慶施要到上海走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張春橋是極合適的人選。

柯慶施留住了張春橋，讓張春橋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並不分管具體部門，人稱“不管部部長”。其實，張春橋的“實職”，乃柯慶施的政治秘書，成為柯慶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慶施打聽清楚了，趕緊向毛澤東彙報：“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兒子。”

“哦！”毛澤東知道姚蓬子，卻並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及文藝界。毛澤東先是談及王蒙：“王蒙最近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歲，把王蒙調查一下，是個青年人。這篇小說有缺點，需要幫助他，對待起義將領也要幫助，為什麼對青年人不採取幫助的態度呢？”

接著，毛澤東論及李希凡：“李希凡這個人開始寫的東西是好的，後來寫的幾篇也沒有什麼特色了，應該讓他生活在實踐中，過去當小媳婦時兢兢業業，而當了婆婆後就扳起面孔了。”

毛澤東最後提及了姚文元：

一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鬥爭中出來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過來就是肥料，只准長糧食不準長野草是不對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騖齊飛。斯大林教條主義不是兩點論，而是一點論，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裡面又有兩點；我們連隊指導員，講話時總是講兩點，優點和缺點。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文匯報》二月六日，題目是《教條與原則》）。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二十年一家獨鳴的理論。……“

在毛澤東提及的三個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