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兒子升遷，格外的欣喜。他笑著對兒子說：“這叫‘子承父業’！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聯’在上海創辦了《萌芽》文藝月刊。主編是魯迅，我是兼職編輯。也就在我編《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來，你竟跟《萌芽》雜誌同齡！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編輯，巧，巧，真巧……”

姚蓬子撫今追昔，感嘆起來：“很可惜，當年的《萌芽》只辦了五期，就給國民黨查禁了。後來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關門了。……唉，唉，想不到，你會成為新《萌芽》的編輯。你不要為當詩歌編輯不高興。如果叫我當，就會高興得跳起來。我象你這樣的年紀，整天愛讀詩，寫詩。唉——，詩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羅，再沒有心緒寫詩了……”

說到這裡，姚蓬子感傷起來。長吁短嘆，懊惱而頹唐……

姚文元終於結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聞日報》發表了《要用鐵的心腸消滅敵人！》之後，他的名字在報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嶄露在《解放日報》上，題為《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

毛澤東注意了姚文元

中國的“階級鬥爭”的風，總是一陣一陣的。一九五六年是個夾在兩陣風之間的年頭——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鬥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六年是中國政治氣候緩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這一年召開，明確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氣候的影響，一方面因為捱過批判受過整，重新復出的姚文元，寫文章不那麼“左”了。

就拿他復出後的第一篇文章《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報》）來說，毫無“火藥味”：

“……首先就要反對意氣相急，反對粗暴武斷，反對不能忍受批評，反對不重視學術問題上真正的研究和爭論的作風。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這條指示，應當成為開展自由討論中的座右銘。……”

姚文元要把“不靠嚇人吃飯”、“靠科學吃飯”作為“座右銘”，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報上“復出”以來，他的棍子暫且收了起來。他這時發表的雜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對生活冷淡的人》、《學習魯迅反八股和反教條主義的精神》、《撞族青年的歌聲》、《從拒絕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談獵奇心理》、《致埃及兄弟》、《電車上的雜感》、《館子裡的雜感》……

“復出”半年以來，姚文元的腳跟漸漸站穩。這樣，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匯報》上，他發表了《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一文。他露出了“鋒芒”。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這篇露“鋒芒”的文章，會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在《教條和原則》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進行了“商榷”。文章一開頭便寫道；

“百家爭鳴以後，許多新問題被提出來了，這是一種好現象。沉默只能掩蓋錯誤，爭論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創作問題雜談》中尖銳地提出了三大問題和七種偏向，大聲疾呼地要求‘徹底肅清’他所謂的‘歪風’，而其鋒芒則指向‘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姚雪垠先生所指責的毛病有一部分確是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也是正在糾正中的缺點，再提出來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許多‘根本性偏差’，我認為並不全是教條主義，而有一些是已經為十多年文藝創作實踐證明為正確的根本原則，這就值得我們實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討論。……”

姚文元在“討論”中，如此說：

“文藝批評過去有許多缺點，主要是教條主義和粗暴的態度，這一年來揭露並批判了不少。現在是很少——幾乎沒有什麼批評中提到什麼‘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之類的詞彙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責了批評的‘求全責備’‘禁忌太多’‘話扣帽子’‘粗暴’……等等，當然，批評這些缺點沒有人敢說不對，但如果以粗暴還粗暴，以扣帽子還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肅清這種‘歪風’之後引來了另一種‘歪風’。……”

毛澤東是一位博覽群書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閱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觀察》時，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