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擅長理財。兩年之後，馮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飛雁。又過三年，馮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鳴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顯地消瘦下去，胃口越來越差。他不斷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塊，終於一病不起，死於姚家老屋。

馮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著佃戶耕種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過著無憂無愁的日子。直到臨近解放之際，她知道世道要大變，便賣了土地，家產，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與姚蓬子之間的感情，不好，也不壞……

生母姚張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學同學周頌棣住在離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託人帶來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來到周家，結識了周頌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來是為了驅散喪母之痛，卻迎來了愛情之蜜。

沉醉在詩的夢幻中的姚蓬子將情思化為情詩：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顆酸果兒，

雖然顏色是紅晶石似地鮮豔，

味兒卻酸酒一般苦。

因為我正想試嘗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們的唇兒觸著時，

我的眉間透露了笑意。

愛情雖然滋潤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對自己未來充滿種種幻想的姚蓬子，不滿足鄉間的平淡生活，他常常夢想著哪一天成為一個大人物，大聖人。於是，他告別了浣江的水，告別了母親的新家，告別了戀人的紅唇，來到了繁華的大上海。

象徵派詩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詩。

青春煥發的姚蓬子，沉醉於詩的幻夢。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親的喪事之後，藉助於一位同鄉的介紹，來到了上海，在光華書局當編輯。從此，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脫去長衫，穿上西裝，姚蓬子昂首闊步於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那時的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是商業街，而四馬路則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馬路，姚蓬子如魚得水，以為中國雖大，唯此街於他最直。在四馬路上，中華書局、梁溪圖書館、新文化書社、群眾圖書公司、有正書局、大東書局、泰東圖書局、國華書局、來青閣，比肩而立。自四馬路轉角往南，棋盤街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民智書局、武學書局、公民書局、中華圖書館、掃葉山房、文瑞樓、著易堂、廣益書局鱗次櫛比。不遠處，有著會文堂書局、新民圖書館、亞東圖書館、千頃堂、蟫隱廬。

這裡是書的王國，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搖籃，書商的市場。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馬路上一家名叫“光華藥店”的鋪子，被新創辦的書店買下，掛出了“光華書局”的招牌。

光華書局給四馬路增添了氣息，它是那裡第一家專出新文藝書籍的書店。老闆乃上海出版鉅子張靜廬。他先在上海創辦了頗有影響的《商報》。後來，他想在《商報》辦個出版部，印行書籍。張靜廬與郭沫若相熟。當他來到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應給他兩部書稿——《三個叛逆的女性》和《文藝論集》。張靜廬開始印郭沫若的這兩部書，便打出了“光華書局”的牌子。正巧，四馬路上有一家光華藥店支撐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張靜廬就租了下來。於是，“光華藥店”變成了“光華書局”。有趣的是，開業之後，仍不時有人進來問：“賣藥嗎？”

郭沫若的兩本書為光華書局打響了第一炮。此後，郭沫若等編的《創造社叢書》、《創造季刊》，也都由光華書局印行。光華書局與創造社結下了深緣。

張靜廬先生是浙江鎮海縣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鄉。藉助於一位熟人的介紹，姚蓬子進入光華書局，擔任編輯。從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壇。

頭一回去見張老闆，姚蓮子西裝畢挺，領帶打得端端正正。

才幾天，他就扔掉了領帶，又過了幾天，解開了襯衫領釦，再過幾天，連西裝釦子也不扣了。他是一個隨便慣了的人，受不了“束縛”。不修邊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愛激動。一旦激動起來，他就不住地在屋裡踱來踱去，即便夜深人靜，他也會突然跳下床來，寫下抒發自己激情的詩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為自己的詩集《銀鈴》寫序時，曾追憶當初：

“我開始作詩，是遠在五六年前。那時，火與血之光已在中國的南部門灼，歷史已走上了新轉變的前夜。那時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圖書館裡找尋著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