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這時，還叫“中央文革小組”，還只不過是個“小組”，而它已成了至高無上的“小組”。這倒被毛澤東說中了：“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

隨著這個“小組”一步步登天，“小組”不是越來越大，反而越來越小：

顧問陶鑄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組長王任重、劉志堅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禿筆——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

這個“小組”成了名副其實的“小組”，加上組長陳伯達，全組不過八個人而已。

當然，這八個人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員。“小組”之下的辦事機構、辦事人員卻隨著“中央文革小組”的鼎盛而不斷擴大、增加。

這時候姚文元的頭銜，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然而，這個“組員”，“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實質上已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並列為“組員”，姚文元與王、關、戚並駕齊驅。

王力、關鋒、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樣，都是從墨水瓶裡爬出來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當作撐竿躍入“中央文革小組”。

中國的王力有兩個。一個王力乃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翻譯家、語言學家，潛心於學術研究，“龍蟲並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詣甚深的學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難逃，被掛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大黑牌批鬥。

“中央文革”的王力，則是另一個。此王力是江蘇淮安縣人，比姚文元大九歲。他年輕時便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東北軍裡從事秘密工作。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調往山東《大眾日報》，擔任記者。不久，出任中共山東渤海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而當時的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便是康生。

解放後，王力在上海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長。六十年代初，調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