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小將們，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臺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有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這隻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援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慶施、江青的組織下，五月六日的《文匯報》，發表了梁壁輝（即俞銘璜）的長文《“有鬼無害”論》，猛烈評擊了崑曲《李慧娘》。《李慧娘》編劇為孟超，劇本發表於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劇本》雜誌。上演之後，廖沫沙（署筆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報》上，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一文，熱烈讚揚崑曲《李慧娘》。江青求助於柯慶施，發表了批駁“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打響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標便是眼下放在茶條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藝》。她不由得記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彷彿沒有